在19世纪中后期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演变中，以及对其认识和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用以指称其不同流派或概括其整体性质的名词概念。在实际使用这些名词概念处理革命运动史的具体问题时，应研究理解这些名词概念自身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历史，明确其内涵和外延，并厘清其相互关系，尽量客观地反映这一时期革命运动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趋势。

18世纪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肯定中国传统道德与思想的普世价值，认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典范意义；但她不清王朝在对俄关系中表现出的“傲慢”态度，试图发动对华战争，占领黑龙江流域；她同时又迷恋中国风物，模仿中国人的生活艺术以满足其奢华生活的欲望。叶卡捷琳娜二世复杂而矛盾的中国观实际上也是当时许多俄国贵族和部分文人中国认识的集中写照。然而，对于叶卡捷琳娜二世而言，无论欧洲有多少有关中国的动人传说，无论圣彼得堡建造了多少精美的中国式宫殿园林，都未能动摇其征服中国的野心。

杰出的俄语诗人布罗茨基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英语散文家。他生前最后一部散文集《悲伤与理智》是他散文创作的集大成者。通过对这部文集的解读和分析，我们可以对布罗茨基散文的内容和形式、风格和特色有更深的认识。诗歌和散文之间早有“散文诗”和“韵律散文”等交叉体裁，而《悲伤与理智》一书的文体更可定义为“诗散文”。布罗茨基曾言茨维塔耶娃的散文“是她的诗歌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有论者也认为布罗茨基的散文同样是他的诗歌之“继续”。事实上，在布罗茨基的创作中，诗和散文这两大体裁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二者间并无分明的主次地位或清晰的从属关系。以《悲伤与理智》一书为代表的布罗茨基散文创作所体现出的鲜明个性，所赢得的巨大成功，表明布罗茨基的散文不仅是其诗歌的“继续”，更是一种“发展”，甚至已构成一种有其独特风格和自在意义的“存在”。

2013年2月12日，普京签署的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系统地阐述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目标、原则和优先方向；表明了俄罗斯对世界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趋势的判断，明确地传达了新时期俄罗斯外交的优先方向。与新世纪普京上台以来俄罗斯政府出台的两版《构想》相比，新《构想》既有继承与延续,又有发展和创新。从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有关俄罗斯外交优先方向的阐述，以及普京归位一年多来俄罗斯外交实践来看，普京新任期的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用力方向主要是:发展与后苏联空间国家关系为第一战略优先，全力构建“欧亚联盟”，在重点发展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的同时，致力于全面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北极日出号”案本质上涉及沿海国和船旗国在专属经济区内权利和义务的平衡问题。基于对国际仲裁庭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管辖权的质疑，俄罗斯采取了“不应诉”的策略，但这并不妨碍ITLOS基于初步管辖权和案件紧急性而发布临时措施命令。在出现“不应诉”的情况下，国际司法机构并不排除“不应诉”一方的程序性权利，相反，司法推理显得更为谨慎，并尽量确保争端双方的平等。相形之下，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采取“不应诉”的理由更为充分。根据“北极日出号”案的经验，中国在坚持“不应诉”的同时应尽量保持与国际仲裁庭的沟通，切实重视国际法在解决海洋权益争端中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苏联在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出口国的同时，也成为世界最大的谷物和食品进口国，苏联当时已被深深地卷入了西方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80年代中期，在国际油价急剧下跌的情势下，苏联政治高层对策失误，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把握世界经济的周期性规律，对于制订应对经济危机的举措和规划危机后的发展战略大有裨益。

苏联解体以来，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构建与巩固往往表现为三位一体的集合式路径——“去宗主国（俄罗斯）化”、“在地化”和“国际化”，其中“去宗主国化”为核心，“在地化”和“国际化”均构成一体两面的关系，而“在地化”与“国际化”则形成了相互补充的关系。三者在同一个政治场域（或在单个国家或在国家集合）内围绕具体议题密切互动，逐步培养出新的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以历史书写为例，中亚各国在后苏联时期的族史/国史重构的主线是加大对于主体民族辉煌历史及其英雄人物的塑造的“在地化”路径；其背后则是更突出的是“去俄罗化”取向，以清除昔日统治者的历史书写的记忆；加大对于世界史和国际史的书写和教学的“国际化”导向同样是为消解“苏联人”的身份认同，进而确立中亚国家身为独立行为体的事实。以政治空间的变迁为例，哈萨克斯坦新首都阿斯塔纳的建设以及中亚其他城市空间的变化都是各国政府有意识地利用其内的符号变迁塑造新的身份认同的手段。新的国家价值等被嫁接到新的空间内，阐明了与旧制度的断裂关系，以保证新的政治性质和新的国家图景得以实现。在教育领域，中亚国家的话语与政策迅速实现了从社会主义教育到趋于新教育体系的转移，国际教育的拓展成为清除旧体制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它们更加注重本土资源的外部依赖所在。伊斯兰复兴和国家重生在中亚国家成为相互交织的同步进程。对它们而言，伊斯兰教在很大程度上担当了“去俄罗斯化”与“国际化”的前驱，意味着一个国家自我识别的手段，一种将自身从莫斯科获取精神解放的工具，一种剥离共产主义体系和作为外国殖民统治标志的斯拉夫文化的门径。整体而言，苏联解体后，中亚在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不再被视为由外部大国或某些集团选定的集体符号，进而被其用来主导地理世界上某些具体的地域，而是一个拥有自我动力、逻辑并在外部冲击下自主反应的、由单个国家组成的集体行为体。目前，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塑造伴随着三种一体化进程：一是曾经共属一个单一制国家或殖民帝国的新独立国家倡议的、初始阶段即已拥有较高程度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依赖的维系式一体化；二是当下俄罗斯正在推动的捆绑式一体化；三是初显轮廓、前景远不确定的以欧盟为样本的聚合式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维系式一体化先验地暗含着退化性；捆绑式一体化则容易引发国家/民族构建与一体化本身间的矛盾，从主权让渡的自觉性视角看可能因主导大国的强制力而包含着一定的退步性；聚合式一体化因其照顾到成员国的平等地位和强调一体化演化的自然特征而具有进步性。这三种范式彼此共存，并且频繁地相互影响，直接造就了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总之，在原有的苏联身份终结之后，新独立的中亚五国通过时间（历史书写）、空间（城市和符号建设）和人（宗教与教育）的三重重构等方式，推动以“去俄罗斯化”和“在地化”及“国际化”互为表里的国家身份再造进程。与此同时，中亚国家也在努力建构自己的地区认同，但民族/国家认同与此构成的张力使得它们形成了碎片化的集体身份。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掠夺式资本主义导致了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灾难性后果。普京当政后对这一政策进行了大幅修正，转而奉行传统俄罗斯式的反市场经济模式。强力部门人士进入权力核心，国家控制取代市场运营成为主要战略。重组能源部门并借此巩固新的政治权力基础，进而恢复俄罗斯超级大国地位，构成了普京当局的优先政策。俄罗斯经济在普京作为俄罗斯总统任内的强势复苏似乎标志着俄构建能源超级大国的战略进展顺利，但金融危机的冲击暴露了现存俄罗斯制度的危险性。俄已经错过了调整经济结构的宝贵机会，克里姆林宫将能源同时作为财富增长和外交杠杆的时代已经结束。在这一背景下，梅普共治体制的改革以及经济政策的调整也许将成为可能。但历史的惯性和重负经常使俄在经历混乱失序后回归原点。俄罗斯市场经济的转型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投资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但随着资本存量的不断提高，投资对经济促进的正面贡献会下降。虽然“内生增长”可以弥补资本边际报酬的递减，但它却受制于很多因素。投资规模扩张是苏联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1970-1980年代的苏联依然延续了之前的高投资政策。但是在缺乏市场机制、要素替代弹性低、技术进步缓慢、人口增长率下降、设备更新率低的制约下，苏联经济增长的动力不断被耗尽。

对安全的追求，对于形成斯大林在战前、二战中以及战后不同时期的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国内政治看，这种政策不仅是动员苏联人民应对斯大林所认为的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同西方的对抗的手段，而且也是巩固他在苏联最高决策层内地位和权力的一个手段。斯大林是苏联在战后关键问题上，诸如东欧的前途、德国问题以及对日占领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的决策者。斯大林努力主导战后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其主要目标是要沿着苏联西部边界建立一个安全地带。斯大林认为，这一目标同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的需要并不矛盾。斯大林希望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可以被英美所承认，以换取苏联承认西方在欧洲其他地区的影响。斯大林对东欧的控制，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担心同英美的合作可能面临失败。然而，斯大林对东欧的控制最终还是被西方认为是挑战西方，从而产生了与他的愿望相反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苏联对自身安全与意识形态的追求，一方面同西方所坚持的所谓“民主、自决”原则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苏联的目标同美国日益扩张的在全球的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从而使欧洲逐步分裂成为两个敌对的集团。在同西方盟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斯大林在较少重要性的问题上，如的里雅斯特问题、其卫星国的赔偿问题以及托管地等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也愿意作出妥协。而在主要问题上，斯大林则毫不妥协。苏联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对土耳其、伊朗的政策，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制苏联的主要理由，成为导致冷战爆发的重要事件。就这样，苏联和美国这两个战时的盟友，领导着各自的阵营，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冷战。

苏联电影中的“中国形象”贯穿于中苏友谊高歌猛进时期，也表现在中苏关系阴霾满天的年代，它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变幻。1975年出品的苏联电影《德尔苏·乌扎拉》以及电影中展现的“中国形象”，成为中苏政治冲突和军事对抗背景下的重要的文化事件。《德尔苏·乌扎拉》的波折命运是中苏关系特殊年代和“国家间政治”的副产品，也是曾经有着较大程度同质化的两国政治文化的正常现象。

能源安全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焦点问题。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与日俱增，能源安全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最主要的内容之一。目前中国把开展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作为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的主要手段之一，其中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既有坚实的客观物质基础，也有与之相符的主观合作愿望，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从长期来看，这种合作并不仅仅是中国与中亚之间经济互利的需要，更有地缘政治利益上的考量和需要，对于未来中国的能源安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印度之于俄国，不仅是和西方争夺中亚—南亚的战略要地，而且也是不断重建“东方文明”的最重要资源。由此，无论是被英国殖民时虚弱的印度，还是国力和经济并不发达的冷战时代的印度，都得到了帝俄和苏联的倍加重视。而俄苏重视印度，并不仅限于外交领域，而是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造成这种奇观，和俄国有效地改造了从西方引进的印度学息息相关：俄国的印度学不同于英国殖民主义的论述，它唤起了俄国知识界对现实印度的同情、对古典印度的崇敬，也赢得了印度的好感。苏联延续了这种印度学传统，甚至加大对印度古典文明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苏联和印度产生了更积极的回应。殊不知，这种成效正是俄苏把印度纳入其东方战略的认知和定位的结果，而且还产生了印度比中国更可信和更值得尊敬的效果。

二战后，中苏两国在经济背景上都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在政治和军事背景上则不同：苏联已经获得良好的国内和平环境，而国民党政府先是“备战”，之后又“养战”，并由此导致财政状况的恶化和经济政策的混乱。苏联1947年的新卢布改革与中国1948年的金圆券改革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相同，区别之处是金圆券改革的某些具体措施更为激烈。新卢布改革对金圆券改革的决策和具体实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新卢布改革与金圆券改革的比较，可见后者的失败在于在“天时”与“人和”上均犯了大错。

为了减少对中东能源的依赖，中国实施了能源进口多元化、拓展海外能源产地的战略，加强了与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的能源合作。俄、澳两国作为中国的重点合作对象，在能源结构、国内制度、与中国合作的模式等方面有着各自的特点。从合理性、有效性、可持续性三个视角对中俄、中澳能源合作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我们探寻两种合作模式的成功经验以及如何克服不利因素的影响。

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包括共同性、神本意识、好走极端、忍耐精神和全世界回应能力。它们已经成为俄罗斯人民的基本人生信念和自觉的价值追求，不仅是影响国家外交行为的因果性力量，还是支撑国家外交政策的社会性基础，更是建构国家外交策略的构成性要素。

俄罗斯开发与对外经济银行（外经银行或开发银行）是俄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是俄政府管理和发展经济的政策性金融工具。该银行依托国家政策、法律和信用支持，治理有效，业务多元，功能齐备。近年来，该行在克服金融危机影响、发展基础设施和创新产业、支持中小企业和出口、引进外资等方面，发挥了独特和重要的作用，成为整合俄罗斯各类发展机制、连接政府和私营部门的桥梁和纽带。其发展方向，体现了俄罗斯近期和未来的经济发展重点和方向。研究俄罗斯开发银行的运作特点和发展路径，对于促进我国政策性金融改革的深化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加强与俄开发银行的全方位合作，对于中俄金融合作有重要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俄罗斯20年的经济转型使该国经济实现了明显的增长。但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问题，也显示俄罗斯经济存在着内在的结构性问题。这些内在结构性问题将长期影响俄罗斯的经济可持续增长与财政预算的安全，后金融危机时代俄罗斯经济最大的挑战就是结构改革。

本文依据贸易引力模型对哈萨克斯坦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流量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经济规模、距离、铁路运输是影响哈萨克斯坦对外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中国目前对哈萨克斯坦的贸易潜力已较小，需开发新的增长点来带动中哈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苏联的解体与转型对国际关系格局影响深远，对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提出了新的挑战。通过对1991年起美国公开发表的俄罗斯政治研究文献的梳理，以及通过对美国的俄罗斯研究主要议题的总结和评价，可以发现这20年间，俄罗斯研究在美国学术界的声望日渐衰落。一方面由于美国政府资金削减，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科学更倾向于进行数理分析，国别研究的重要性相对减弱。此外，俄罗斯转型与西方的预期和希望不符，也减弱了美国学者对俄罗斯政治研究的兴趣。

本文介绍了中俄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的进程、内容和发展动力等问题，重点分析了中美俄三方对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态度，特别是美方和俄方的官方与学界的不同观点。作者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中俄军事技术合作中的问题及原因：交易量下降，围绕价格、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的分歧等，但认为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潜力和前景依然看好，同时对中国国家利益关系重大，作者为此提出了深化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可能对策。

苏联末期，在卢布贬值的未来预期下，各加盟共和国展开激烈的银行信贷竞争，同时实行了限制卢布涌入、物资流出的经济封锁。进而，面对俄联邦汹涌而至的卢布潮水，发行主权货币成为小国寡民型共和国防止卢布占领、摆脱自身经济困境的良策。而某个加盟共和国的主权货币行动必然在整个苏联内部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统一的卢布流通域遭遇被15个彼此独立的货币流通域瓜分并取代的命运，作为主权国家的苏联也就在货币层面被摧毁。考察苏联末期的货币战是探寻苏联解体过程的一条重要线索，对于揭开苏联解体之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俄国在接受拜占庭东正教的同时，既接受和延续了东方基督教以“内在神化”为宗旨的灵修传统，也接受和发展了“外在圣化”的教会功能，这就造成了俄国东正教两种宗教范式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贯穿于全部俄国文化发展过程，而且对这一过程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现代俄罗斯精神文化出现了回归灵修传统的倾向。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批有影响的俄国哲学家转向神学主题。

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及运动具有久远的历史根源。独立建国后，为实现巩固民族国家、强化政治认同的目标，乌克兰部分民族主义政治家在国内治理方面推行了若干极具民族主义色彩的政策措施。在当前的乌克兰政治变局中，极端民族主义政治势力发挥了重大影响。总的来看，冷战后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发展及其政治诉求，在实践层面上与乌国内社会现状严重脱节，加剧了各族群、各地区之间的矛盾，不利于乌国内局势的稳定发展。

清末民初中国人留学俄国的活动，是百年中国人留学史上最富有特色的篇章之一。自19世纪下半叶起，受其时国际国内形势等因素影响，在清政府的推动下，中国人留俄活动渐次兴起，陆续有中央、地方派遣的各类型官费、自费留学生赴俄国求学深造，而相关留学管理体制也随之建立与完善。这一留学活动不仅首开中国学子赴俄求学之先河，培养出一批精通俄文的外交、外语人才，而且开辟了近代中俄教育交流乃至文化交流的新渠道，并为后续中国人留苏活动奠定了基础。

从“自由民主”到“可控民主”俄罗斯的民主政治改革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在梳理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曲折历程的基础上，力图运用放宽了假定条件的“新比较经济学”分析框架，解读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文章认为，关于俄罗斯实行“可控民主”制度原因的诸多分析中，历史传统回归论是正确的，所以“可控民主”在俄罗斯将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俄罗斯新欧亚主义源于多种思想流派，其中俄罗斯当代思想家亚历山大·杜金不断从西方政治思想和俄罗斯传统思想中获取他所需要的反自由主义成分，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新欧亚主义，其新欧亚主义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地缘政治思想。进入21世纪，杜金将其新欧亚主义赋予了“后现代”色彩。杜金的所谓“多极世界理论”，接续他的新欧亚主义大陆地缘政治思想的主旨，即“大陆-海洋”两种文明之间的对立，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全球化时代的新国际秩序设想。帝国模式是杜金给俄罗斯自我认同的定位，也是其“欧亚联盟”设想的组织模式和“多极世界”理论的基础。从本质上来说，杜金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是一种谋求世界霸权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

当前，俄罗斯地方领导人的任命方式演变为统一俄罗斯党主导下的推荐制。于是，曾是地方政治核心人物的地方领导人职位，就被编入统一俄罗斯党主导下的猎取官职的一部分。作为协作型支配政党，统一俄罗斯党既想把地方精英拉拢进政党内部，又要他们恪守纪律，当然是困难重重。然而，支配政党能够抑制潜在反对派的观点，在俄罗斯得到了印证。支配政党主导下的独裁体制，也表现出优于其他独裁方式的强劲的可持续性。不过，协作型支配政党本质上是保守的，容易出现维持现状的倾向，结果造成统一俄罗斯党动员能力下滑的问题。2012年选举后的混乱、地方领导人公选制的再度复活备受诟病等现象，都可以在这一脉络中得到解释。

到1950年1月底，中苏关于同盟条约以及中长路、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谈判基本结束，其结果都是斯大林被迫作出让步。在此期间，特别是此后的谈判中，苏方的态度发生了较大变化，希望能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弥补其“损失”。这主要表现在双方有关苏军使用中长路、补充协定、股份公司、专家待遇和汇率等问题上。尽管中方在后期谈判中作出妥协，斯大林还是在中苏外交谈判之外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其后果很可能使中苏条约成为一纸空文。

“普京主义”是由普京及其侧近政治精英倡导并开创的俄罗斯所特有的“克里斯玛”型政权组织形态的变种，其特征包括但又不限于高度集权的总统制及领袖崇拜、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和主权民主意识形态的交织与融合，而且仍在持续的演化。2012年俄罗斯总统选举的结果标志着俄罗斯梅普组合“双头政治”格局的结束以及始于2000年并可能持续至2024年的“长普京时代”新阶段的开始。以强国、威权为主要特征的“普京主义”或将继续左右俄罗斯的政治生态。“普京主义”不同于经典意义上的“全能主义”和“威权主义”，而是俄罗斯转型时期的产物。普京通过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制度安排，克服了叶利钦时期俄罗斯转型的“制度陷阱”，摆脱了国家治理危机，满足了俄罗斯民众对于秩序、稳定和发展的期许，从而在俄罗斯形成了特殊的“普京多数”现象，构成了“普京主义”的社会基础。然而，俄罗斯经济的稳定发展催生了新中产阶级的兴起，选民结构的代际变化，以及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的勃兴，逐渐消解了“普京主义”的正当性。随着一个与“普京多数”针锋相对的“去普京多数”群体的崛起，普京政权正面临着日趋严峻的挑战，可能出现五种不同的发展前景。

对于长期遭受西方战略围堵与遏制的苏联和俄罗斯来说，在中东部署军事基地不仅有助于其突破战略封锁、维护其作为一个陆权大国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利益，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是苏（俄）在中东实现政治抱负和奠定大国地位的基石。苏（俄）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是苏联在中东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之一，也是冷战后俄罗斯在中东唯一的军事基地。四十年来，苏（俄）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经历美苏冷战、苏联解体、俄罗斯再度复兴和中东剧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考验，具有稳定性；同时受苏（俄）战略文化、中东现实利益、两国特殊关系以及苏（俄）财政状况的共同影响，其军事基地的规模和功能具有变化性，是苏（俄）在中东权力投射、维护海外利益、参与中东事务的依托，也是苏（俄）权力兴衰的“晴雨表”。2011年叙利亚陷入乱局以来，俄叙特殊关系经受了考验，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基地的前景具有不确定性。

未来的欧亚大陆有可能成为以俄中两国为基础的具有超文明性的联合体。它不仅具有地区意义，更有世界意义。与西方地缘体系自我认同的原则相反，这个体系的理论基础是自我区别原则与协同原则，将“玄同”、“混合”等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的“关系”范畴纳入其中。中国社会的协同和网状特性，以及相应的欧亚元文明的双层结构，对改变世界秩序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此外，欧美世界体系和欧亚世界体系并不一定彼此冲突，按照协同原则，两种体系可以同时并存，形成彼此之间能够互补的、多种地缘体系共存的世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俄中应加强人文等诸多领域的深入而又全方位的合作。

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不断有西方学者撰文称中国是乌克兰危机的最大赢家。笔者对此质疑，希望通过分析乌、俄、美和欧盟在危机中的利益得失，探讨这一有争议的话题。当然中国也在重点分析之列，尽管中国不是危机的参与方。事实上，中国因乌克兰危机遭受了巨大的现实利益损失，危机也确实给中国带来了某些有利态势，但仅仅是一种态势，远未真正转化为实际效益。在危机中，乌克兰损失惨重，欧盟和俄罗斯各有得失，美国利用各方矛盾施展巧实力，但或许也存在战略误算。西方与俄罗斯的对抗客观上促使中俄加速接近，但就此推断中俄将结盟对抗美国，未免有些草率。

近年来中俄木材贸易发展迅速，俄罗斯现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木来源国，同时中国也成了俄罗斯原木最大的进口国。单从数字上看，中俄木材贸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实际上存在贸易结构不合理等诸多问题。本文对俄罗斯提高原木出口关税的背景及其对中俄木材产业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与分析，并对今后两国木材贸易及林业合作提出了建议。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特定的地区发展环境中被提出的。作为一项新的地区发展计划，“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观念需要被广大欧亚大陆国家认可、具备合法性之后，才能起到路线图的作用。中国政府通过发掘“古丝绸之路”的历史遗产，进行传统的再发明，试图建构地区共同体，进而重构地区国家间的社会关系。观念的制度化需要特定的场域，在中亚存在多元地区主义的竞争，基于历史合法性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观念还需要加以充实。尽管其界定了地区成员国的利益范畴，但并不足以成为集体行动的全部动力，观念的发明者还需提供更多的利益诱导来获取合作者的支持。这一过程展现了国家“文本”背后的意图，即如何建构一项合作观念、表达观念潜在的利益和寻求观念的制度化，从而为理解观念、利益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可能维度。

中亚一体化进程经过20年的实践，不仅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且中亚国家间的合作逐渐被竞争与防范所代替，呈现出停滞的局面。宏观层面的宗教文化、中观层面的政治文化，以及微观层面的民众区域认同，有助于分析出现这种困境的原因。具体而言：中亚地区宗教文化的区域整合力不高，不能为区域一体化提供政治思想；中亚各国国内的政治文化阻碍了中亚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中亚学者缺乏区域一体化理论研究，民众缺乏“中亚认同”。这些文化因素共同导致了中亚一体化陷入到停滞不前的困境之中。

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关切及政策。中国将自己定位为积极的参与者，但又保持低调立场。中国积极参与阿富汗经济重建，提供财政支持和各种援助。中国支持国际社会对阿富汗的帮助，但又避免直接军事卷入阿富汗。中国谨慎地对待塔利班问题，避免与其直接发生冲突。中国希望“喀布尔进程”能够顺利进行，以使阿富汗政府发挥更大的自主性、承担更多的责任，并且支持阿富汗实现民族和解。新疆的安全稳定是中国阿富汗政策的出发点，中国将阿富汗看做是构建新疆地区安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中国也在为各种预想不到的情况做准备。

学者们对公共外交及其功能有着不同的认知。1943年至1953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在苏联政府支持下开展了一系列实为“公共外交”的对外交流活动。苏联的历史经验表明，利用宗教开展公共外交，能为公共外交发起国提供合法性来源；跨国宗教与世俗国家之间并非是必然对抗的关系，跨国宗教能与世俗国家进行紧密的合作；宗教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及宗教界人士在对外交往中可起到积极的作用。

近二十年来，伴随着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转型，波兰外交亦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总体看来，这一过程既带有东欧国家的普遍共性，亦表现出波兰自身的鲜明个性。对1989年以来波兰外交在不同阶段上的变化背景及走向加以考察，并且进一步分析波兰与主要邻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在此基础上就后冷战时期波兰外交转型的目标、业已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问题及与国内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等做出分析与解读，可以更好地理解转型时期波兰外交政策和实践的总体特点和发展轨迹，对于把握波兰外交的未来走向有着重要意义。

在越南战争期间，苏联向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提供了大量的军事人员和军事物资的援助，为北越的胜利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物质和技术条件。然而，由于冷战的特殊背景和国家利益的考虑，苏联政府长期对于这段历史秘而不宣。20世纪80年代末，俄罗斯政府揭开了这段秘辛并公布了相关档案文献。本文探讨苏联军事专家在越南战争中的活动和作用，并关注他们身上所反映和塑造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形象——“苏联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