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的长期化，不仅深刻暴露了欧盟“规范性力量”身份与地缘政治现实之间的内在张力，也加速了其向“军事行为体”和“地缘政治欧洲”的转型。在美欧关系因美国战略收缩而趋于疏离、跨大西洋联盟凝聚力下降的背景下，欧盟虽然致力于推进战略自主，却受制于内部分歧、制度缺陷与能力赤字；对外更是深陷对俄罗斯制裁效能受限、对乌克兰援助乏力，以及在美国同盟体系中边缘化加剧的三重困境。展望“后和平时代”，欧洲安全秩序可能呈现三种演进模式，即“对抗性冷和平”、“混合性共存”与“去俄化泛欧安全架构”。无论冲突最终以何种方式落幕，欧俄关系已经难以回归合作轨道。构建一个排除俄罗斯主导权、但保留最低限度危机管控机制的新安全架构，正在从欧盟的“艰难抉择”转变为一种“历史必然”，这标志着欧洲安全秩序正式进入以多极博弈、身份重构与硬实力回归为特征的新阶段。

深化经济合作是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国是最主要、最积极的引领者和贡献者。然而，俄罗斯对深化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积极程度不如中国。对中国提出的有关倡议，如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和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俄罗斯的支持力度还有明显的提升空间。俄罗斯的立场选择主要受其偏好和倾向的影响。其中，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利益偏好框定了其对深化该组织经济合作的整体立场。在此基础上，俄罗斯对中国在上合组织内部地位的承认倾向决定了其对旨在深化该组织经济合作的中国倡议的具体立场。基于“安全优先、经济次之”的利益偏好，俄罗斯对深化上合组织经济合作、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态度不够积极，更倾向于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下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在此基础上，因为对中国可能获得上合组织内部首要地位较为敏感，所以俄罗斯长期对建立上合组织自贸区持有条件支持立场。对于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俄罗斯的立场从有限支持逐渐转变为支持，但是实际支持力度还有待观察。中国需要正视这种情况并探索相应的调适路径，以便同俄罗斯进一步凝聚深化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共识，汇聚共建“繁荣发展的上合组织家园”的强大合力。

2022 年 9 月，区域国别学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标志着这一战略性新兴学科进入系统建设阶段。目前，全国有关高校和研究机构在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布局、师资队伍培养及智库建设等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访谈从国家设立区域国别学的战略意义切入，探讨了该学科在服务国家对外战略、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独特价值；分析了区域国别学在新时代国家战略和智库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强调其“经世致用”的实学属性和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智库建设统筹推进的“三位一体”建设路径。访谈强调，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以平等互利的价值观为根基，服务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访谈还结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建设实践，探讨了如何平衡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学术创新、促进学科规范与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关系，明确了区域国别学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成的使命与担当。

自特朗普二任以来，美国攻/防现实主义的“大国竞争”论争聚焦中国。米尔斯海默的“竞争论”将美国在西半球的地区霸权主义——狭隘的自身历史叙事和特有的地缘政治环境，包括对原住民和周边国家持续的、残忍的清除、侵略和掠夺——上升为大国关系的普遍公理。如此“真理”与自由派的“历史终结论”一道，堕入了古典现实主义论者摩根索所警示的美国学界过度“理论化”与忽视现实世界多样性的“文化种族主义”的套路。米尔斯海默“大国竞争论”既无法解释冷战后期美苏两极体制的“长和平”，也完全忽视了后冷战时期中俄间平等、稳定、互利的正常大国关系。结构现实主义曾对冷战两极体制偏爱有加，如今进攻性现实主义却无视中国“和而不同”、大而不霸的历史轨迹，对和平崛起的中国充满焦虑，个中是否有某种“文明”（即种族）的潜意识，值得深思。面对复杂多变的大千世界和地缘现实，米尔斯海默的国大必霸、霸则必战的线性思维，难以解读中美两强全然不同的国家战略：21世纪美国“一炸一路”的军事化外交惯性和新瓶旧酒、以邻为壑的“唐罗主义”vs.中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带一路”的宏大实践。对于如此偏颇、极度悲观的“大国竞争论”，中国学界应有所警觉。在西论现实主义各类变异的“光环”下，多有非现实、反现实的成分，切勿以简单的拿来主义取代常识、理性和历史性的深度辨析。

在俄乌冲突中，参战各方都在大规模、多样性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情报收集、无人机作战、网络战和智能化舆论战，把作战范围从海、陆、空、天等物理空间扩展至难以察觉的数字和信息战场。作为首场参战各方大规模运用人工智能军事技术的国际冲突，俄乌冲突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和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一次地区战争，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地缘政治冲突未来情景的预演，显示出新兴科技对权力关系的深刻重塑，增加了大国博弈的维度和复杂性。其中，人工智能带来了国际政治权力的不对称性，在俄乌冲突中突出表现为创新周期缩短、多维度权力较量和“力量同步难题”，警示大国必须致力于耦合多元权力要素。人工智能介入俄乌冲突，也将战场从军事作战延伸至技术主权、军事赋能、价值观和治理模式的竞逐，展现出人工智能时代大国博弈的复杂和绵延空间。有的大国通过观察和介入俄乌冲突，对智能时代的权力博弈进行战略规划，为竞争范式的转变预做准备，并测试和评估不同新型权力关系的多重风险，采取了具有深意的行动。这些行动正在导致传统战略威慑的失效、由技术民族主义引发的阵营化和全球供应链的碎片化。

俄乌冲突发生后，中亚国家对这场地缘政治危机、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基础设施布局、区域组织作用和地区发展方向有了新的认知。在不同时间段和问题领域，中亚各国的新认知之间存在差异，具体因素包括所处的客观环境、对自身效能的评估、对物质利益和道德情感的权衡，以及基于既有经验和实时信息的处理。从历史纵向来看，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有所弱化。中亚国家不再“无原则、无条件”地听从俄罗斯的指令，愈发依据自身现实条件和需求制定对俄政策，对俄罗斯的非对称依赖在缩减，并要求俄罗斯开展更细腻的双边沟通。俄罗斯维护与中亚国家关系的成本在上升。相对以往在中亚全方位的影响力而言，俄罗斯正在面临在某些领域影响力脱落的局面。从大国横向对比来看，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依然领先。对于人口急剧膨胀但难以创造充足就业机会的部分中亚国家而言，俄罗斯的劳务市场仍具有吸引力；政体属性相似的国家仍需形成“类群”效应并通过相互支持来维护政治生命；俄罗斯的援助和投资、技术和标准、能源和粮食对中亚国家社会经济仍十分重要；确保与俄罗斯的睦邻友好关系、避免其产生“安全空间被挤压”的误解，是中亚国家的一项主要安全目标。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既有所弱化又依然领先的“悖论”现象，正在深刻重塑欧亚地区秩序。

军事工业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俄乌冲突具备当代智能化战争的典型特征，俄罗斯、乌克兰、美国和欧盟在这场冲突中消耗了海量的武器与弹药。在战争经济的视角下，军事工业的生产情况是评估战场态势和预测未来发展走向的重要指标。通过对比冲突各方的军事工业基础、国防动员体制和最终运行效果，我们可以发现：俄罗斯高度集中的军事工业在行政指令下能够迅速响应国防动员的需求，充分发挥国家的战争潜力，显著地提高武器装备和弹药的产能，为前线提供源源不断的补给；西方国家市场化的军事工业虽然也得到了大量的投资，但是无法实现有效的国防动员，限制其将国家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军队的战斗力。实践证明，与西方国家相比，俄罗斯军事工业的国防动员模式更符合智能化战争的需求。在军事工业中完全采用市场机制的方式既不符合经济效率的原则，还会损害国家安全。

乌克兰危机触发西方“金融-能源-技术”三位一体对俄制裁后，俄罗斯联邦政府层面未宣告紧急状态，却借助“准战时法治”路径，将反制裁立法系统化为以宪法性法律、联邦法律、总统令、政府令、部门规范性文件为骨架，以关键产业、金融支付、技术主权、民生保障为靶向，构建出一套准战时法治体系。该体系既回应了西方的系统性制裁，又避免了国内法秩序的大幅震荡，其立法技术、制度逻辑与实施机制具有比较法意义上的镜鉴价值。其要义在于：以既有法律的扩大解释与闪电修法为手段，以总统和央行、财政部、工贸部等政府部门协同驱动的规范矩阵为载体，把经济生存、供应链韧性、军事动员需求统合于一套可瞬时启动、动态调适的法治装置。由此形成的“非紧急状态下的战时立法范式”，不仅为俄罗斯在制裁高压下维持战略纵深提供了制度支撑，也为比较法视角下的危机法治研究提供了可复制的规范样本。

从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开始，中亚五国开启了构建独立民族国家的历史。至今，这一进程已经持续了34年。在这个并不算漫长的时段里，中亚各国均选择了适合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建立起集中高效的总统制政权体制，在原苏联经济体统断裂的废墟上重构了基本完整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并以多元平衡外交政策与国际社会保持了良性的互动关系。由于中亚地区与当今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和诸多热点地区相邻的特殊地缘位置，周边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均或多或少地对五国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产生特定影响。随着中亚各国独立后政治、经济、安全能力建设的不断完善，路径选择和发展模式受制于外力影响的程度也在逐渐减弱。尤其在近几年里，国际格局的重大改变正在撬动中亚国家所在的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这些变化一方面促使中亚国家加速补齐制度和政策层面的短板，提升应对各种不确定性风险的整体能力；另一方面，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出现的前所未有的调整，也为中亚国家产生战略自主的冲动提供了条件，尤其是当大国间对抗与冲突在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升级时，作为传统意义上中间地带的中亚地区正成为各大战略力量争取的目标。而中亚国家内部加快实现社会转型和修复各国间睦邻关系，也使得这种自信达到了独立以来的最高程度。这是中亚五国独立后出现的重大地区变量之一，其影响也将是深刻而复杂的。

“文学拯救俄罗斯”是俄罗斯“文学中心主义”的核心命题，指向文学在精神与道德层面肩负的民族救赎使命。回溯文学批评史，该命题的源流与嬗变清晰可见：其思想雏形孕育于古罗斯文学中的宗教选择与民族认同；在19世纪黄金时代于西欧派、斯拉夫派与根基派的道路论争中得以明晰与深化；至20世纪白银时代，经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等哲学家阐发，在形而上学层面实现东西方精神的融合与超越。苏联解体后，面对文化身份的遗失，当代俄罗斯文学批评家在重新诠释“文学拯救俄罗斯”的过程中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自由派批评家伊万诺娃将视野投向世界文学，在全球对话中为俄罗斯寻找精神坐标，倡导以文学进行国际对话；爱国派批评家邦达连科聚焦民族精神重构，以文学凝聚认同，抵御西方文化霸权；学院派批评家巴辛斯基则在解构与重建间保持微妙平衡，让传统命题回应现代性焦虑。三者立场不同，却共同延续了俄罗斯文学参与民族精神构建的古老传统，生动诠释了“文学拯救俄罗斯”这一命题在当代俄罗斯的思想活力；三种路径虽异，却共同激活了“文学拯救俄罗斯”在后苏联文化危机中的生命力——它依然是当代俄罗斯破解困局、探寻出路时无法绕开的思想光源。

在建构主义理论视角下，身份决定国家利益和政策行为，进而会对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为了解决身份概念解释力不足、身份与利益之间关系界定模糊、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研究中现实主义分析视角单一的问题，本文引入“利益表达”的概念，通过分析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发展过程中俄方利益表达和他者反馈，在身份、利益、政策行为、关系建构之间建立起联系，进而解释乌克兰危机背后的逻辑原因。面对冷战后北约的数次东扩，俄罗斯进行了直接和间接的利益表达，但未收到北约方面全面、积极的认可和回应，这种消极的他者反馈破坏了俄罗斯国家身份建构中的荣誉观念，俄罗斯因此对北约采取了对抗政策，双方对抗的烈度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达到峰值，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彻底破裂。与从战略安全视角研究俄罗斯与北约关系不同，本文设计的“利益表达-他者反馈-身份建构-行为政策-国家关系”建构主义分析框架有助于从内、外两个层面重新审视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动态发展过程，也能为分析俄乌冲突等当前热点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

国际列宁学校是由共产国际创办的高级干部培训学校，其中的中国部于1928年成立。本文从国际列宁学校的筹备、创办、领导沿革、课程设置等方面对该校的总体特征进行了探究，并进而研究了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的创建问题。总体来看，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留下了一些历史经验，其中包括：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开展干部教育的重要条件；理论联系实际是干部教育的基本准则；教学相长是理论教育的重要手段；党的干部教育应注意和周边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列宁学校中国部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干部教育留下了较为丰富的思想财富，培养了一批党和新中国的教育干部。

苏联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知识体系，对我国推进区域国别学理论建设、探索非西方研究范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作为该领域的主要学术源流，巴朗斯基学派的核心贡献在于确立了“综合区域分析”范式，强调从自然、经济与社会要素出发，在多层次（从邻近空间到国家乃至全球结构）与多维度（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上，对特定区域进行系统性认识与整体性分析。该学派以学科交叉为基础，融合地理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与东方学等传统国别研究形成互动互补，发展出地理依托、学科交叉、问题导向与现实关切相结合的区域国别研究“苏联范式”。尽管源自地理学，巴朗斯基学派的理论影响却早已超出地理学范畴，在苏联及当代俄罗斯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其他国家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本文聚焦苏联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巴朗斯基学派的形成脉络与理论发展，系统梳理其在区域认知、知识体系建构与分析方法上的成果。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欧亚内陆更为便捷的通道正在逐步从想象变为现实。从中国出发的西向通路，穿越中亚地区，通过多式联运实现了跨越山海的新连通方式。近年来，随着欧亚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增加，作为国际贸易替代路线的“中间走廊”愈发受到关注。同时，随着沿线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期待急速增长，这条从中国穿越中亚、高加索直至欧洲的多式联运走廊受到的关注甚至超越了其直接辐射的范围，更因经济效益引发了对其战略价值的评估和期待。本研究聚焦中欧运输新走廊，旨在反映并探讨近年来这条运输通道最新的发展情况。尽管其名称及具体在地化设计、定位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但总体上对沿线各国的吸引力和正向影响力是相似的。通过对这条运输线路的发展轨迹进行梳理，以及围绕该议题在当前沿线国家范围内反映出的最新情况和问题的分析，本研究尝试借助田野调查工作的成果，评估欧亚地区共建国际运输新走廊的实践，并探讨其具有共性但又各具特色的战略考量。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基于长期田野调查的视角，呈现中欧运输新走廊在不同区段和具体点位的实际情况，围绕政策、基建及经济效益等议题，从第一视角考察和分析其最新进展。

近年来，中亚地区“C5+1”多边合作机制盛行。然而，对于各国在“C5+1”机制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合作结构及中亚各国的不同态度，既有研究尚存在一定不足。通过引入“偏正式”、“维系式”、“共生式”概念，本文尝试对“C5+1”合作的深层特点与中亚国家在合作中的能动性形成新的认知。通过互动，美国、俄罗斯、中国等在中亚地区形成了不同类型的“C5+1”多边合作机制。美国偏正式“C5+1”机制基于实力差异，强调“正”位的主导性和谐；俄罗斯维系式“C5+1”机制凭借相互依赖和霸权克制强化既有联系；中国共生式“C5+1”机制中，各主体的平等参与促进了和谐共生。乌克兰危机以来，中亚各国对不同类型“C5+1”机制的态度不一。当前，大国博弈的激烈程度、大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以及是否关注中亚国家诉求等因素影响了三种“C5+1”机制类型的发展。如何有效优化“偏正式”、“维系式”、“共生式”合作结构，已成为亟待深入探讨的议题。

自从19世纪丘特切夫用“俄罗斯拥有独特的身段”定义俄罗斯民族性格后，文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仿佛找到了认识俄罗斯的金钥匙，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理论框架以阐释“俄国魂”，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理想”、阿克萨科夫的“俄罗斯观点”、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性格二律背反说”。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政治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更是以“新欧亚主义”回应全球化浪潮中的身份危机，为俄罗斯面临的困境寻找解决方案。但俄罗斯“永久的本能”的复杂性在于俄罗斯文化底层逻辑的复杂性，只有通过对国家代码的表意结构进行深度解读，才能发现“独特的身段”的秘密。表意结构既包括语言、象征、神话等文化符号系统，也涵盖了国家叙事、历史记忆与宗教意识等深层文化逻辑。阐释表意结构需要阐释俄罗斯精神文化的源文本。我们认为，历史文本《古史纪年》是俄罗斯的文化之根，奠定了弥赛亚思维的神学基础；作为物质文化载体的“俄罗斯大地”本身就是国家代码中的表意结构，兼具物理意义的权力空间与文化隐喻空间的双重属性。

在俄乌冲突升级后，尽管俄罗斯受到极限制裁与军事冲突的影响，但俄罗斯的国家能力仍然处于较高的增长态势，而既有的理论和方法尚且不能对这一现象给出有效的解释。在梳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苏联研究、俄罗斯研究、俄罗斯军事研究进展的基础上，作者以苏联学/俄罗斯学的新兴理论——动员型发展模式理论为工具，以俄罗斯在法律、财政、劳动力和科技领域启动的动员政策为切入点，以动员政策在“稳经济、保供应”方面的绩效表现为证据，展示动员政策的引入对俄罗斯国家能力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研究发现，俄式动员的底层逻辑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在依托强大政治领导力的前提下，俄罗斯以建立中央政府对全社会资源和产能的强力控制和构建中央政府主导的、强力且严密的供应链规划，为跨越政策启动的最低资源阈限创造条件，并以资源在宏观层面的集中调配和在指定领域的超额投放的方法来提高关键政策目标的实现速度和成功率。应用分析表明，在绩效层面，动员政策的启动对俄罗斯国家能力的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不仅保障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增长，还满足了俄罗斯的军事需求。但是，既有的动员政策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且会对俄罗斯国家能力产生长期的消极影响。

20世纪30年代，苏联远东地区为解决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建设所需劳动力问题，一度对华人采取友好政策，让其享有充分的受教育权。根据苏联扫盲和普及小学教育的要求，远东政府举办扫盲班、夜校等，在全区建立众多华人小学，并推动职业教育和党校教育，意图达到利用华人建设远东和改造华人思想相偕并进的效果。然而，过高的目标与有限的资源导致华人教育的统计数字与实际情况差距巨大，大部分“成绩”仅停留在纸面上，华人学习所需要的师资、场地、教材等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受大民族主义思想影响，远东政府对华人的猜忌和敌视情绪挥之不去。为解燃眉之急提出的华人教育问题，很快被远东政府视为累赘，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发动的华人华侨教育运动以失败收场。20世纪30年代远东华人教育工作的历程，透露出苏联开发远东和民族国家整合的困境。

俄乌冲突为重新审视卡普兰地缘政治理论提供了独特视角。其中传统地理因素与现代技术力量的复杂互动揭示了地理约束在数字化战场上的新变化，挑战了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解释框架。从地理约束角度看，顿巴斯地区的地形特征、克里米亚半岛的战略位置以及第聂伯河作为天然屏障的作用依然深刻影响战争进程。乌克兰东部平原地带的开阔地形有利于机械化部队机动，而城市密集区则是抵抗的堡垒，印证了卡普兰关于地理形态对军事行动约束的基本论断。而技术变革正在重塑地理空间的作用机制。网络战能跨越物理距离实施打击，星链卫星通信系统有效规避了传统信号干扰，无人机、精确制导武器系统增强了小国投射力量的能力，使传统地理屏障呈现“选择性渗透”的新特征。技术已成为改变地缘政治平衡的关键因素。地形、距离和资源等传统地理要素的重要性持续存在，但其作用方式正在被技术重塑。技术可强化、也可弱化某些地理限制，形成“技术中介的地理效应”。对大国而言，地缘战略需重新平衡物理空间控制与技术能力建设之间的关系；对实力相对弱小的国家而言，技术赋能提供了突破地理劣势的新选择；从国际体系层面看，地理-技术动态平衡的变化将重塑全球力量投射模式。

数据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人工智能的可持续发展以塑造安全可靠的数据应用环境为前提。人工智能与数据安全的核心矛盾在于技术创新发展与数据权利保护之间的失衡，因此人工智能的数据安全治理相较一般数据安全治理更具挑战性。不同的国家在人工智能数据安全治理的理念、模式上有较大差异，但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俄罗斯的人工智能发展以“追赶式”策略下的技术创新和弥补差距为主，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了较为规范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通过两部纲领性文件《2030年前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2024年前俄罗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领域监管发展构想》以及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实验性法律制度》《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等法律文件，为人工智能数据安全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其数据安全治理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在国家层面不断加强人工智能主权化与数据保护主义，二是在企业层面尝试进行柔性监管与刚性约束之间的协调，三是在个人层面试图建立数据效用和数据保护之间的平衡关系。但由于人工智能技术水平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短期内俄罗斯仍会在“追赶式”策略下延续“创新优先”的治理理念，技术发展与数据安全的失衡这一人工智能治理的核心难题仍将继续存在。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活跃于苏联远东地区的中国剧院，作为革命与政治宣传的重要平台，在苏联文化体制的支持下，逐步构建起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导向的宣传机制。本文在梳理其发展历程、制度嵌入方式与政治功能转型的基础上，聚焦其是如何通过剧目创作与剧本批评构建并进行“革命叙事”的传播的。文章以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等地的档案资料与《工人之路》报刊为核心史料，选取《死里逃生》《满洲农民》等代表性剧目及相关评论文本，分析剧院如何借助舞台实践与评论机制宣传并强化革命理念。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探讨远东中国剧院的跨境传播职能和影响。研究表明，远东中国剧院在党政宣传机构与剧目管理机制的联动下，构建起以政治导向为核心的剧场传播体系；其通过典型情节设计与评论话语引导，将阶级斗争与民族解放理念转化为具象的政治情感，使工人观众在接受文艺作品的过程中逐步完成对革命立场的认同建构。

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俄两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西方战场上相互支持，取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国协调在国际秩序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联合国的成立及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双重否决权制度，成为避免世界大战再次爆发的重要机制。而冷战的爆发严重冲击大国协调，世界陷入长期对抗。这一历史现象明白告诉世人，成功的大国协调，需要均衡的权力分布、反对霸权、超越意识形态限制、避免阵营对抗以及顾全国际和平大局的精神。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是实现和平与发展的理性选择。中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强调各国权利、机会和规则的平等，是维护和更新战后国际体系的重要举措。中俄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和平体制，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俄之间逐渐形成了超越同盟的认知共同体，倡导多极化和开放的知识市场。这种尊重地区安全自主、提倡合作安全的认知符合许多地区和国家的安全诉求。中俄两国愿同全球南方等更多国家共建全球安全治理的自主理论体系，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难以直接套用大国与周边中小国家关系的分析范式，需要放到双方交往近500年的背景之下，从历史、民族、文明的维度深入探究。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变”，源于国际形势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百年变局与地区格局复杂联动的战略背景；“不变”则是因为影响中亚地区全局、决定形势发展方向的主要矛盾仍是大国地缘博弈与地区国家自主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仍是以俄罗斯为主的域外大国，矛盾斗争转化的烈度远未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历史上俄罗斯曾经历三次“崛起-衰败”的往复，至今尚未找到适应内外形势、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模式，但凭借战略韧性仍将逆境苦撑，强调独特的“文明体国家”定位，选择一条世界潮流之外的“俄罗斯之路”。在俄乌冲突背景下，中亚地区出现第三轮“去俄罗斯化”浪潮，但这并不意味着中亚国家开始反俄乃至亲美，而是继续奉行多元、平衡、务实、进取的外交方针。当前俄罗斯着眼“后俄乌冲突时期”，注重发挥地缘、安全、文化等领域的独特优势，试图强化对中亚国家的影响，但难以从根本上逆转战略主导地位继续缓慢下降的历史趋势。

在新时代、新形势下，上海合作组织正在经历战略转型与机制创新，积极调整自己的发展路径。上合组织从最初以安全合作为核心的区域性机制，逐步演变为涵盖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多领域的综合性国际组织。在“上海精神”指导下，组织不断推动构建地区命运共同体，强化多边合作与战略对接，积极应对扩员后的挑战。未来，上合组织需在效率提升、共识建构与制度创新之间寻求平衡，更好地服务成员国共同利益，推动区域治理体系变革，为全球治理提供“上合方案”。

中亚国家地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是欧亚地缘政治与交通物流的重要枢纽。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不仅严重冲击了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与秩序，还对地区交通物流运输通道造成了巨大破坏和深远影响。然而，这场冲突也为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带来了新的重大发展机遇与转机。为应对俄乌冲突带来的困难压力与风险挑战，实现贸易运输线路多元化，深度融入国际市场，更重要的是挖掘和提升过境潜力，以满足地区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诉求，中亚国家充分抓住历史机遇。他们通过加强域内团结协作，夯实合作的政治基础；大力寻求外部支持，解决资金不足问题；并加紧与沿线国家合作建设数字化走廊等，积极推动跨里海运输走廊的建设。尽管跨里海运输走廊目前呈蓬勃发展态势，但欧亚地区地缘政治未来走势的不确定性，以及里海的自然条件和沿线国家软硬基础设施落后的情况，仍使该运输走廊未来发展面临一定的风险和挑战，进而影响中亚国家参与走廊建设的前景。

1941年至1945年的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为当代俄罗斯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包括国际秩序和地位、政权合法性、社会凝聚力、爱国主义社会情绪等。正因如此，俄罗斯十分重视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纪念。2025年是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伟大卫国战争相关纪念仪式和活动更为隆重和热烈。与此同时，在当前的地缘政治冲突背景下，二战史观成为俄罗斯与某些西方国家争论的焦点，俄罗斯通过提供法律保障、修建和维护纪念物、举行仪式等方式构建了“记忆之场”。这种纪念胜利的“记忆之场”具有社会整合、空间生产和集体情感三方面内涵与功能。俄罗斯构建纪念胜利的“记忆之场”的主体，包括官方机构及其主导的社会组织，也包括自发行动的团体和个人。多元主体在仪式和活动中通过协同实践，将个体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增强了社会团结和国家认同。本文以“记忆之场”为视角，呈现俄罗斯纪念胜利的实践，从中也可以观察到俄罗斯国家与社会治理的组织方式和运作逻辑。

随着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和全球力量格局的多极化发展，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解释力正面临严峻挑战。当代国际博弈的核心从对传统地理空间的物理占领，转向对技术、资源、规则等多维战略支点的控制权争夺。战略支点的价值已从单一军事属性演化为“军事-经济-技术”复合体，而其控制方式也正向“规则主导”转型。在此背景下，美国的“新疆界”不再仅仅是地理上的领土边界，而是扩展到了关键矿产供应链、太空轨道、海底光缆、网络根服务器以及前沿技术标准等有形与无形的领域。关键矿产和无形疆域是美国界定其国家利益“新疆界”的两大重要方向。在关键矿产领域，美国通过“去风险化”战略推动全球供应链重塑，力图降低对中国的结构性依赖，这使得中亚地区上演新的地缘政治大博弈，南美国家在此过程中面临的“矿产三难”困境不断凸显。在无形疆域中，美国既操弄“天缘政治”概念争夺太空制高点，又大力推动“网权”博弈，使得地缘政治竞争的权力疆域扩展到太空和数字空间。理解并适应地缘战略支点的这一历史性变化，是各国在新时代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必修课。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及其作品受到各国学界长期关注，作为一门独立学问的“列夫·托尔斯泰学”孕育于晚清中国，萌芽于民国初期。1911—1918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波托尔斯泰作品译介的热潮，涵盖小说、戏剧等多种体裁，在俄国文学整体译介有限的背景下脱颖而出，对当时的文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托尔斯泰去世后，中国知识界的悼念与评价揭示了其作为思想家、道德家的形象在中国被广泛接受。中国先进分子的杰出代表李大钊对托尔斯泰思想的评介，凸显了对文学社会功能和作家及其作品对社会影响的看重，这些思想基础伴随了李大钊从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成长为新文学运动中坚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对推动中国“列夫·托尔斯泰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民国初期的“列夫·托尔斯泰学”虽然处于起步阶段，但为五四时期相关研究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全球数字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外交领域，推动各国外交向数字化转型，数字外交在全球数字竞争中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作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明确将数字外交视为针对俄罗斯的战略工具和“数字武器”，通过数字经济外交、数字网络外交、数字价值观外交和数字公共外交等层面，对俄发起多维攻势，以期实现全面削弱俄罗斯的实力和影响力，进而巩固其数字时代全球霸权的战略目标。俄乌冲突下的美国对俄数字外交呈现出武器化、精准化、体系化和协同化的战略特征，在“援乌遏俄”、“强美弱俄”、“跨域制俄”以及“联友反俄”等方面产生显著效果。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对俄数字外交的实践表明，数字外交不仅日益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关键场域，同时也逐渐演变成了美国维护全球霸权的新型工具。这一趋势不仅给中美两国数字竞争带来全新挑战，更为未来美国对华数字外交提供了可复制的战略模式。中国亟须加快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数字外交战略体系，有效应对数字时代的国际权力博弈。

在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版图中，俄罗斯相对处于边缘位置，因而对其关注和研究也相对欠缺。俄罗斯人形机器人产业源起于20世纪40年代，2013年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俄罗斯人形机器人产业以军事和战略目标为指引，依托国家战略主导与技术主权逻辑持续推进。在军事应用之外，俄罗斯尝试在“数字经济国家项目”的大框架下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试图通过军民双向技术转化，实现从军事技术向民用技术的外溢。但俄罗斯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始终受制于自己国家能源依附型经济发展结构的制约，在机器人领域的创新投资有限，加上西方国家不断升级的科技制裁，使得其在与人形机器人产业息息相关的芯片、算法、金融等方面严重受制，难以取得关键性的技术突破。虽然在军事、航天领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始终未能在商业运营和资本集聚方面获得成功，最终形成了具有俄国特色的“跛脚”式发展路径。总之，俄罗斯人形机器人产业是一个成长速度相对缓慢、但始终稳步前进的形象，犹如一个行走的机械伊万，缓慢而稳健地一步步前行。

坚持胸怀天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以来，始终坚持胸怀天下，不断拓展文明交往的空间范围和价值尺度，塑造了以立足自身、放眼世界为基础，将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理念融汇其中的文明叙事。坚持胸怀天下，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以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巩固文化主体性，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引领文明交往方向，以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筑牢文明交流互鉴根基，以打造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推动不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协同共进。坚持胸怀天下，有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人类文明繁荣发展、促进全球文明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