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特朗普二任以来，美国攻/防现实主义的“大国竞争”论争聚焦中国。米尔斯海默的“竞争论”将美国在西半球的地区霸权主义——狭隘的自身历史叙事和特有的地缘政治环境，包括对原住民和周边国家持续的、残忍的清除、侵略和掠夺——上升为大国关系的普遍公理。如此“真理”与自由派的“历史终结论”一道，堕入了古典现实主义论者摩根索所警示的美国学界过度“理论化”与忽视现实世界多样性的“文化种族主义”的套路。米尔斯海默“大国竞争论”既无法解释冷战后期美苏两极体制的“长和平”，也完全忽视了后冷战时期中俄间平等、稳定、互利的正常大国关系。结构现实主义曾对冷战两极体制偏爱有加，如今进攻性现实主义却无视中国“和而不同”、大而不霸的历史轨迹，对和平崛起的中国充满焦虑，个中是否有某种“文明”（即种族）的潜意识，值得深思。面对复杂多变的大千世界和地缘现实，米尔斯海默的国大必霸、霸则必战的线性思维，难以解读中美两强全然不同的国家战略：21世纪美国“一炸一路”的军事化外交惯性和新瓶旧酒、以邻为壑的“唐罗主义”vs.中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带一路”的宏大实践。对于如此偏颇、极度悲观的“大国竞争论”，中国学界应有所警觉。在西论现实主义各类变异的“光环”下，多有非现实、反现实的成分，切勿以简单的拿来主义取代常识、理性和历史性的深度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