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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第192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15-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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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文章
  • 张晓东
    俄罗斯研究. 2015, 192(2):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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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电影理论,并以后苏联电影中描写父与子代际冲突的代表性作品为考察对象,通过对这些影像叙事的分析和解构,来探讨“苏联形象”在后苏联电影中作为一个“想象的能指”,是如何以父亲的形象出现的,隐藏着怎样的意识形态符码,并如何通过“父与子”的叙事,来进行创伤修复,重新塑造“理想的自我”。
  • 张建华
    俄罗斯研究. 2015, 192(2): 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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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电影中的“中国形象”贯穿于中苏友谊高歌猛进时期,也表现在中苏关系阴霾满天的年代,它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变幻。1975年出品的苏联电影《德尔苏·乌扎拉》以及电影中展现的“中国形象”,成为中苏政治冲突和军事对抗背景下的重要的文化事件。《德尔苏·乌扎拉》的波折命运是中苏关系特殊年代和“国家间政治”的副产品,也是曾经有着较大程度同质化的两国政治文化的正常现象。
  • 胡腾蛟
    俄罗斯研究. 2015, 192(2): 4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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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结束后,由于法西斯敌人被消灭,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矛盾再次凸显,苏联捍卫自我安全的行动被美国解读为共产主义的扩张,两国之间的敌对关系日益强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与苏联、中国走向全面敌对,美国发动强势的反共宣传战,利用各种可能的媒介手段对苏联形象进行系统的歪曲,将其描述为“独裁者”、“红色殖民主义者”,极力渲染共产主义的“邪恶性”。总的看来,在美国关于敌人形象的解构性话语结构中,“黑暗”、“独裁”、“残酷”、“封闭”、“落后”与“扩张”成为美国标识苏联“邪恶帝国”形象的核心元素,藉此反衬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而美国对苏形象宣传在本质上是一种歪曲与颠覆。
  • 郝 娜
    俄罗斯研究. 2015, 192(2): 7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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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梳理艾森斯塔德与金雁的文化主义路径、摩尔与斯考切波以阶级为中心的结构主义路径和格申克龙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结构主义路径对俄国革命发生机制的研究,重新追溯俄国革命的发生机制与原因。文化主义认为,一国的文化与文明自身孕育着革命的因子(如基督教的救赎情怀),因此革命必然会发生。而结构主义则认为,革命的发生有其结构性的条件,如国际因素、国内政治结构的特殊性,结构性条件不具备或者被消除,革命就不一定会发生。
  • 郝江东
    俄罗斯研究. 2015, 192(2): 9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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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初期是斯大林对华政策框架的基本形成阶段。雅尔塔《秘密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基本上确立了战后苏联对华外交的基本框架。在此框架下,为了维护苏联的根本利益,斯大林一方面积极履行在谈判中的承诺,将国民党政府作为主要合作对象,督促中共领导人赴重庆谈判;另一方面出于对美蒋独占东北的忧惧,先是有计划地将抗联部队部署到东北的战略要地,后又对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提供积极援助。由此,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体现出鲜明的“双轨”性。在这种“双轨”政策下,苏联与中共在东北逐渐形成了一种战略性的关系,这对中共全国战略的形成与实施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利用已解密的中、苏、美外交档案,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前后斯大林对华政策的形成过程进行考察,可以探寻战后初期斯大林对华“双轨”政策的形成及特点。
  • 邱海燕
    俄罗斯研究. 2015, 192(2): 12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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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中苏国家关系与党际关系交错。从孙中山“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换取苏联最终选择扶持国民党,到蒋介石骗取苏联顾问信任,并在崛起后迅速“变脸”,抗日战争时期又力争“与苏共存”,委曲求全至忍无可忍。从苏联亲手点燃的中共星星之火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发展成燎原之势,到建立新中国后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愤懑,决心与苏斗争到底。如果说,孙中山对苏联的信任是:革命胜利的苏联在军阀混战的中国选中了他;蒋介石对苏联的厌恶很大程度源于意识形态的分歧;那么毛泽东的不满,则是因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苏共以“老子党”自居。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对苏联的认识各不相同,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中国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却不得不与维护自己国家利益和在华利益的苏联交手,这其中的纠结可想而知。但关键在于,他们在国家利益与政党利益中作出了抉择,而结果则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中苏关系的走向。
  • 伊万?沙拉法诺夫,任群罗
    俄罗斯研究. 2015, 192(2): 15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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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Corden和Neary提出的“荷兰病”理论模型及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章分别从世界石油价格波动是否直接影响哈萨克斯坦货币的汇率、外商直接投资是否更倾向于能源部门、能源行业是否存在工资上涨效应三个方面,对制造业等非能源型行业是否存在“去工业化”现象进行研究,发现哈萨克斯坦已经存在“荷兰病”的征兆。为此,对目前哈国政府所采取的建立哈国国民基金、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等应对“荷兰病”的政策措施进行了分析。
  • 顾乐民
    俄罗斯研究. 2015, 192(2): 17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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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切比雪夫最佳逼近原理可以构建一条俄罗斯人口变化的通道。基于该原理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俄罗斯的人口发展经历过3个拐点、2个极值点的曲折变化;(2)人口变化率是影响俄罗斯人口变化的内在因素;(3)前苏联解体是影响俄罗斯人口变化的外部条件,这一时期人口变化率是下降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双降”效应,致使俄罗斯发生了人口危机;(4)俄政府的新人口政策是影响俄罗斯人口变化的重要条件,在人口变化率呈上升的内部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双升”效应,使得俄罗斯有了初见成效的人口恢复性增长;(5)俄罗斯的人口发展暂时脱离了下降的通道,出现缓慢上升的趋势,并将延续到2020年;(6)如果能经受住2016年出现的拐点的考验,使2020年的高点不成为“峰”值点,那么俄罗斯的人口变化将迎来可持续增长的一轮新局面;反之,俄罗斯的人口发展将重返下降的通道之中,并形成新一轮的人口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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