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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第255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25-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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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培东, 吴志成
    俄罗斯研究. 2025, 255(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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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胸怀天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以来,始终坚持胸怀天下,不断拓展文明交往的空间范围和价值尺度,塑造了以立足自身、放眼世界为基础,将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理念融汇其中的文明叙事。坚持胸怀天下,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以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巩固文化主体性,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引领文明交往方向,以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筑牢文明交流互鉴根基,以打造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推动不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协同共进。坚持胸怀天下,有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人类文明繁荣发展、促进全球文明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意义。
  • 朱云杰, 封帅
    俄罗斯研究. 2025, 255(5):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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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版图中,俄罗斯相对处于边缘位置,因而对其关注和研究也相对欠缺。俄罗斯人形机器人产业源起于20世纪40年代,2013年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俄罗斯人形机器人产业以军事和战略目标为指引,依托国家战略主导与技术主权逻辑持续推进。在军事应用之外,俄罗斯尝试在“数字经济国家项目”的大框架下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试图通过军民双向技术转化,实现从军事技术向民用技术的外溢。但俄罗斯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始终受制于自己国家能源依附型经济发展结构的制约,在机器人领域的创新投资有限,加上西方国家不断升级的科技制裁,使得其在与人形机器人产业息息相关的芯片、算法、金融等方面严重受制,难以取得关键性的技术突破。虽然在军事、航天领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始终未能在商业运营和资本集聚方面获得成功,最终形成了具有俄国特色的“跛脚”式发展路径。总之,俄罗斯人形机器人产业是一个成长速度相对缓慢、但始终稳步前进的形象,犹如一个行走的机械伊万,缓慢而稳健地一步步前行。
  • 张严峻
    俄罗斯研究. 2025, 255(5):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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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人工智能的可持续发展以塑造安全可靠的数据应用环境为前提。人工智能与数据安全的核心矛盾在于技术创新发展与数据权利保护之间的失衡,因此人工智能的数据安全治理相较一般数据安全治理更具挑战性。不同的国家在人工智能数据安全治理的理念、模式上有较大差异,但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俄罗斯的人工智能发展以“追赶式”策略下的技术创新和弥补差距为主,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了较为规范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通过两部纲领性文件《2030年前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2024年前俄罗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领域监管发展构想》以及人工智能“监管沙盒”《实验性法律制度》《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等法律文件,为人工智能数据安全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其数据安全治理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在国家层面不断加强人工智能主权化与数据保护主义,二是在企业层面尝试进行柔性监管与刚性约束之间的协调,三是在个人层面试图建立数据效用和数据保护之间的平衡关系。但由于人工智能技术水平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短期内俄罗斯仍会在“追赶式”策略下延续“创新优先”的治理理念,技术发展与数据安全的失衡这一人工智能治理的核心难题仍将继续存在。
  • 张东冬
    俄罗斯研究. 2025, 255(5):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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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数字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外交领域,推动各国外交向数字化转型,数字外交在全球数字竞争中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作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明确将数字外交视为针对俄罗斯的战略工具和“数字武器”,通过数字经济外交、数字网络外交、数字价值观外交和数字公共外交等层面,对俄发起多维攻势,以期实现全面削弱俄罗斯的实力和影响力,进而巩固其数字时代全球霸权的战略目标。俄乌冲突下的美国对俄数字外交呈现出武器化、精准化、体系化和协同化的战略特征,在“援乌遏俄”、“强美弱俄”、“跨域制俄”以及“联友反俄”等方面产生显著效果。美国在俄乌冲突期间对俄数字外交的实践表明,数字外交不仅日益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关键场域,同时也逐渐演变成了美国维护全球霸权的新型工具。这一趋势不仅给中美两国数字竞争带来全新挑战,更为未来美国对华数字外交提供了可复制的战略模式。中国亟须加快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数字外交战略体系,有效应对数字时代的国际权力博弈。
  • 宫楠, 张月萍
    俄罗斯研究. 2025, 255(5):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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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克兰危机触发西方“金融-能源-技术”三位一体对俄制裁后,俄罗斯联邦政府层面未宣告紧急状态,却借助“准战时法治”路径,将反制裁立法系统化为以宪法性法律、联邦法律、总统令、政府令、部门规范性文件为骨架,以关键产业、金融支付、技术主权、民生保障为靶向,构建出一套准战时法治体系。该体系既回应了西方的系统性制裁,又避免了国内法秩序的大幅震荡,其立法技术、制度逻辑与实施机制具有比较法意义上的镜鉴价值。其要义在于:以既有法律的扩大解释与闪电修法为手段,以总统和央行、财政部、工贸部等政府部门协同驱动的规范矩阵为载体,把经济生存、供应链韧性、军事动员需求统合于一套可瞬时启动、动态调适的法治装置。由此形成的“非紧急状态下的战时立法范式”,不仅为俄罗斯在制裁高压下维持战略纵深提供了制度支撑,也为比较法视角下的危机法治研究提供了可复制的规范样本。
  • 徐睿迪, 余淼杰
    俄罗斯研究. 2025, 255(5):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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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乌冲突爆发后,尽管受到美欧经济制裁与技术封锁,俄罗斯经济仍然表现出较高的韧性。这部分得益于俄罗斯采取的“防御型”产业政策,即通过加强关键领域的政府干预来构建产业安全边界。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产业集群政策旨在增强本土制造业竞争力,通过“大型企业牵头-政府扶持引导”模式来推动进口替代。本文以产业集群设立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俄罗斯企业微观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分析俄罗斯产业政策对企业经营韧性的效果及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俄罗斯产业集群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经营韧性。机制分析表明,产业集群政策通过融资约束缓解、资源整合赋能和协同合作强化三重机制促进了企业经营韧性。拓展性分析发现,俄罗斯产业集群政策对私有企业、中小微企业和低周转率企业经营韧性影响更显著,对传统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欧洲部分企业经营韧性影响更显著。质性分析表明,俄罗斯产业集群政策尚不足以对区域宏观经济发挥明显的拉动效应,未来长期效果仍不明确。
  • 陈建华
    俄罗斯研究. 2025, 255(5):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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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及其作品受到各国学界长期关注,作为一门独立学问的“列夫·托尔斯泰学”孕育于晚清中国,萌芽于民国初期。1911—1918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波托尔斯泰作品译介的热潮,涵盖小说、戏剧等多种体裁,在俄国文学整体译介有限的背景下脱颖而出,对当时的文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托尔斯泰去世后,中国知识界的悼念与评价揭示了其作为思想家、道德家的形象在中国被广泛接受。中国先进分子的杰出代表李大钊对托尔斯泰思想的评介,凸显了对文学社会功能和作家及其作品对社会影响的看重,这些思想基础伴随了李大钊从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成长为新文学运动中坚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对推动中国“列夫·托尔斯泰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民国初期的“列夫·托尔斯泰学”虽然处于起步阶段,但为五四时期相关研究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