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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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绍雷

俄罗斯研究. 2017, 206(4):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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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话语－叙事构建正在经历一番重大的变化。俄罗斯精英所要构建的不是一些相互独立的思想概念，他们所要建立的是一个类似于“产业链”那样互相贯通的“思想链”：力图在政治思想谱段的定位（保守现实主义）、现代性争议中的价值取舍（主权民主国家的现代主义）、以文明为基础的认同构建（俄罗斯世界），以及发展空间的优先选择（大欧亚）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之间，筑起一道新的战线，以应对内外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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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标》文集对俄国法律意识的反思

徐凤林

俄罗斯研究. 2017, 206(4): 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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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标》文集作者之一基斯嘉科夫斯基，从法律与个人自由、法制与政治妥协、法律与政治利益、对法律的敬畏四个方面，剖析和批评了俄国知识分子的法律意识。俄国法律意识的缺陷主要由三个原因造成：一是俄国知识分子重个人道德律法、轻社会律法的传统观念；二是俄国大众的传统法律文化的特性；三是俄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和理想主义。在基斯嘉科夫斯基的批评与分析背后，他所参照和依据的标准是西方近现代法律思想的基本原则，即社会法制以保护个人自由为前提，宪政国家以政治妥协为基础，法律高于暂时政治利益，法律是内在精神因素等，同时也依据近现代俄国法制发展的进程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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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形式主义范式的美学思想史价值

赵爱国

俄罗斯研究. 2017, 206(4): 5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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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范式的俄罗斯形式主义在概念内涵上已经超越以往学界的认识定型，具有哲学方法论性质，可被界说为发生在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场思想变革运动。俄罗斯形式主义范式由“形式主义文艺学流派”、“形式主义语言学流派”和“形式—功能主义”三大流派构成。在哲学层面分别呈现为“形式美学”、“结构美学”和“功能美学”三种基本特性，为俄罗斯乃至世界美学思想史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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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旧礼仪派中反教堂派的末世论思想分析

刘雅悦

俄罗斯研究. 2017, 206(4): 8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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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七世纪后半叶俄国的教会分裂运动中，产生了一种具有末世论性质的思想现象。旧礼仪派中的反教堂派对该时期的国家、教会和政权产生了极端失望的情绪，这使得他们对于“莫斯科-第三罗马”理念的解读发生了从乐观的千年王国说，到悲观末世论的思想转向。反教堂派认为，背叛了东正教真理的莫斯科国家，已沦陷为敌基督统治下的大巴比伦，而这预示着末日进程即将来临。反教堂派主要采取了逃跑和自杀两种方式，以在末日来临之前逃离敌基督的统治，寻求上帝的拯救。反教堂派末世论思想中的极端因素，在后继的俄罗斯思想和历史中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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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边缘人 ——谈奥尔加·斯拉夫尼科娃作品《永生的人》

侯丹

俄罗斯研究. 2017, 206(4): 10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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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女作家奥尔加·斯拉夫尼科娃的作品《永生的人》，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观照了俄国当下社会普通人的现实生活，通过苏联解体后二战老兵哈利托诺夫一家人的遭遇，反映了时代的巨变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冲击。哈利托诺夫一家人从父辈到子辈都不幸地沦为新时代的边缘人、新生活的旁观者。作者通过家庭成员的不同遭遇，抨击了当下俄罗斯社会人们情感冷漠、道德堕落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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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地下室悲剧的卡拉马佐夫少年

王贺白

俄罗斯研究. 2017, 206(4): 11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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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复调小说观点上，可以大致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地下室悲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了代表俄罗斯大多数人的真实心声，并深刻体会果戈理被迫“撒谎与献丑”的相同处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历劫归来之后，为了能够继续创作，他以根基论之名与虚无主义者论战。然而在《地下室手记》创作告白后，萦绕他作品的三个问题分别是：拿破仑权力问题、罗特希尔德金钱问题与上帝是否缺席的宗教问题。晚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透过上述三个问题反映俄罗斯的困境，另一方面则在《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及在对普希金的纪念演说中，呈现出其走出地下室悲剧的创作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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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林斯基的中国观及其与俄国汉学的关系

阎国栋

俄罗斯研究. 2017, 206(4): 148-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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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林斯基笃信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崇尚欧洲中心主义，否定中国历史、文化和制度，批评中国人的愚昧和保守。比丘林和德明等俄国汉学家基于中国文献和现实观察的汉学著作丰富了别林斯基的中国知识，也为其利用中国形象表达个人立场提供了例证。中国作为亚洲历史最悠久的封建专制国家，一直被别林斯基作为证明西方文化优越和俄国现实黑暗的负面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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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罗马说”与“中国论”中的“我-他”建构 ——认同视域的中俄文化比较

郭小丽

俄罗斯研究. 2017, 206(4): 16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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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罗马说”与“中国论”是俄中两国在民族意识转型时期出现的一种自我身份定位的学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两者并非菲洛费依或石介个人的观点，而是一个群体乃至整个民族对自我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观察和投射。它们是日用而不知的文化观念，是对自我、他者认知的一种符号体系。在“第三罗马说”的“我-他”对立认同建构中，他者是认知自我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缺乏他者，“我”的身份辨认则无从谈起，在对他者的征服或救助中，自身的地位和作用才得以彰显。而“中国论”中的“我”与“他者”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自我封闭的华夏自我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我”的作用和地位是文明程度和道德伦理确定下来的，无需对他者给予过多关注，甚至无须与之交往，他者未必是被认知或被征服的对象。

2017年, 第206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17-08-28

2017年, 第206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17-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