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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第177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12-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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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文章
  • 赵华胜
    俄罗斯研究. 2012, 177(5):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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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关切及政策。中国将自己定位为积极的参与者,但又保持低调立场。中国积极参与阿富汗经济重建,提供财政支持和各种援助。中国支持国际社会对阿富汗的帮助,但又避免直接军事卷入阿富汗。中国谨慎地对待塔利班问题,避免与其直接发生冲突。中国希望“喀布尔进程”能够顺利进行,以使阿富汗政府发挥更大的自主性、承担更多的责任,并且支持阿富汗实现民族和解。新疆的安全稳定是中国阿富汗政策的出发点,中国将阿富汗看做是构建新疆地区安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中国也在为各种预想不到的情况做准备。
  • A?高希
    俄罗斯研究. 2012, 177(5): 20-36.
    摘要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is directive]) PDF全文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is directive])   可视化   收藏
    中亚地区作为当前地缘政治博弈的中心之一,吸引了众多国家的目光,印度也不例外。其巨大的能源储备、战略性的地缘位置、有待开发的广阔商机都令印度在1998年后执行了明显倾向于积极的政策。尽管印度将中亚作为“扩展的邻国”,但印度和中亚并不直接接壤,于是,连接印度和中亚的阿富汗就成了印度“西北向”战略中的关键一环。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后,印度对阿富汗展现出积极姿态,不仅恢复了外交关系,而且还全面参与到阿富汗的重建工作中。随着美国撤出阿富汗的最后日期逐渐临近,阿富汗及中亚地区的前景也随之蒙上了一层阴影。确保阿富汗的稳定,反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成为印度对阿富汗政策的优先战略目标。作为连接印度与中亚的通道,阿富汗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印度能否实现在中亚的战略利益。印度近年来在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力逐步提升,希望能够在中亚地区的“新大博弈”中占有一席之地,以确保本国的国内安全、能源安全并拓展在本地区的经济合作空间。分析和理解哪些因素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促使印度对作为连接印度和中亚的通道的阿富汗采取积极主动的政策,以及印度在中亚地区有哪些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是很重要的研究项目。
  • 姚远梅
    俄罗斯研究. 2012, 177(5): 3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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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5年拿破仑战败后,为防止俄国人破坏英王王冠上那颗最亮的宝石,英国人拟在印度西北边境建立“科学边界”,即将印度传统西北边界从下印度河抬高至上印度河,利用兴都库什山的地理优势保护印度。起初,英国人展开征服,试图直接推进,结果遭到被称为“大马蜂”的普什图等部落人的顽强抵抗。第二次大规模侵阿失败后,英国人改变政策,决定利用阿富汗缺乏统一的特点,结盟喀布尔拉赫曼政府,智取“马蜂窝”。在帮助拉赫曼划定其他阿富汗边界后,英国人想方设法迫使拉赫曼接受杜兰德线,由此,被称为“马蜂窝”的地方被英国人悄悄地划在印度地图上。此后,英国人又采取措施固定该线为阿印国际边界,但是阿富汗山民一直不接受。这种理论与现实的错位,使得这条“科学边界”千疮百孔。如今,它不但滋生阿巴之间不断的矛盾,而且成为发动阿富汗战争的苏美的泥潭。
  • 王维然, 雷琳, 吴唯君
    俄罗斯研究. 2012, 177(5): 6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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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以来,哈萨克斯坦经济的强劲增长受益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得益于自然资源的同时,哈萨克斯坦也面临着“去工业化”、“人力资源”储备减少的难题。尽管哈萨克斯坦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加以应对,但要真正将“资源诅咒”转变为“资源赐福”,哈萨克斯坦仍需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其宏观政策和谨慎使用巨额的资源红利。
  • 宇山智彦
    俄罗斯研究. 2012, 177(5): 7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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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4月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了“二次革命”,并选择了总理—总统制的国家体制,议会地位上升,总统权力受到限制,但仍有相当的分量和影响。这样的选择,部分原因在于此前几任总统的集权制度,没能实现吉尔吉斯政权的稳固。这一新的体制,显然还不完善,议会内政党之间的对抗、各政党内部的争竞、府院之争等仍然很紧张;特别是议会内的执政联盟还不够稳定,总统与总理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与制衡,也无宪法保障。一个积极的现象是,二次革命之后的态势,明显好于郁金香革命之后的情况,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吉尔吉斯斯坦确立的议会政党制度,使得各方面的竞争开始以制度化的方式公开进行,混乱中可以看到一定的秩序。
  • 杨成
    俄罗斯研究. 2012, 177(5): 9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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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解体以来,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构建与巩固往往表现为三位一体的集合式路径——“去宗主国(俄罗斯)化”、“在地化”和“国际化”,其中“去宗主国化”为核心,“在地化”和“国际化”均构成一体两面的关系,而“在地化”与“国际化”则形成了相互补充的关系。三者在同一个政治场域(或在单个国家或在国家集合)内围绕具体议题密切互动,逐步培养出新的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以历史书写为例,中亚各国在后苏联时期的族史/国史重构的主线是加大对于主体民族辉煌历史及其英雄人物的塑造的“在地化”路径;其背后则是更突出的是“去俄罗化”取向,以清除昔日统治者的历史书写的记忆;加大对于世界史和国际史的书写和教学的“国际化”导向同样是为消解“苏联人”的身份认同,进而确立中亚国家身为独立行为体的事实。以政治空间的变迁为例,哈萨克斯坦新首都阿斯塔纳的建设以及中亚其他城市空间的变化都是各国政府有意识地利用其内的符号变迁塑造新的身份认同的手段。新的国家价值等被嫁接到新的空间内,阐明了与旧制度的断裂关系,以保证新的政治性质和新的国家图景得以实现。在教育领域,中亚国家的话语与政策迅速实现了从社会主义教育到趋于新教育体系的转移,国际教育的拓展成为清除旧体制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它们更加注重本土资源的外部依赖所在。伊斯兰复兴和国家重生在中亚国家成为相互交织的同步进程。对它们而言,伊斯兰教在很大程度上担当了“去俄罗斯化”与“国际化”的前驱,意味着一个国家自我识别的手段,一种将自身从莫斯科获取精神解放的工具,一种剥离共产主义体系和作为外国殖民统治标志的斯拉夫文化的门径。整体而言,苏联解体后,中亚在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不再被视为由外部大国或某些集团选定的集体符号,进而被其用来主导地理世界上某些具体的地域,而是一个拥有自我动力、逻辑并在外部冲击下自主反应的、由单个国家组成的集体行为体。目前,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塑造伴随着三种一体化进程:一是曾经共属一个单一制国家或殖民帝国的新独立国家倡议的、初始阶段即已拥有较高程度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依赖的维系式一体化;二是当下俄罗斯正在推动的捆绑式一体化;三是初显轮廓、前景远不确定的以欧盟为样本的聚合式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维系式一体化先验地暗含着退化性;捆绑式一体化则容易引发国家/民族构建与一体化本身间的矛盾,从主权让渡的自觉性视角看可能因主导大国的强制力而包含着一定的退步性;聚合式一体化因其照顾到成员国的平等地位和强调一体化演化的自然特征而具有进步性。这三种范式彼此共存,并且频繁地相互影响,直接造就了中亚国家集体身份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总之,在原有的苏联身份终结之后,新独立的中亚五国通过时间(历史书写)、空间(城市和符号建设)和人(宗教与教育)的三重重构等方式,推动以“去俄罗斯化”和“在地化”及“国际化”互为表里的国家身份再造进程。与此同时,中亚国家也在努力建构自己的地区认同,但民族/国家认同与此构成的张力使得它们形成了碎片化的集体身份。
  • 陈体标
    俄罗斯研究. 2012, 177(5): 16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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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融合研究的理论基础上,根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1990-2011年22年的产业数据和GDP的数据,考察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事实,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自1990年以来,上合组织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一是技术进步,经济生产能力得到改善,不同部门增长速度不同,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二是人均收入上升,引起需求结构变化,也带动了产业结构的演化。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要素禀赋各异,与此相匹配的产业结构有较大的差异。从上合组织成员国三个产业的贡献率及其发展趋势可以看出,其产业结构变化也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体现出“结构红利”的动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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