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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 宇
    俄罗斯研究.
    苏联时期的剧院,是党政机关推行国民思想教育的重要场所。特别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为主导的苏联剧院,国家对剧本的内容有着严格的管理。从战后时期的政治思想高压到解冻思潮的开端,这期间,苏联剧院排演的戏剧也有着结构性的变化。1956 年,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出台,代表着苏联官方文化解冻的全面开始。这一年,列宁格勒喜剧院排演的西方话剧《电话谋杀案》引发了苏联国内各方关注,苏联媒体就该剧所呈现的西方意识形态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苏共中央意识到文化政策导向的重要性,最终以党内新的文化政策的出台,确定了解冻的内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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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羽竹
    俄罗斯研究.
    文化研究的空间转向,使人们有机会窥见俄罗斯文学研究中西伯利亚文本的重要意义。该文本是十七世纪至今西伯利亚问题的重要载体。其中包含的关于东征、苦役和生态的书写,分别从历史文化、信仰和生态伦理的维度,诠释了西伯利亚文本的内涵。西伯利亚被侵略、被奴役、被破坏的历史和现实,在文学文本中被想象为帝国的荣耀、天国的复活和家园的善治。想象以神话化、神圣化等诗意化的形象建构方式,有意识地塑造了理想的西伯利亚形象。在地理空间批评和文化地理学理论的观照下,西伯利亚文本中的想象,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的现实之间的差距,在文学空间与地理空间的对照过程中表现出来,揭示了俄罗斯通过文学想象遮蔽社会问题、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国家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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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比留科夫
    俄罗斯研究.
    阿曼·图列耶夫在克麦罗沃州州长的位置上坐了 21 个年头。2018 年 3 月末发生在该州的一场火灾,成了其下台的导火索。图列耶夫当政期间,在库兹巴斯创建了特殊的政治秩序与经济关系。当前,该州处于转折时期,不仅是政治人物发生了更替,经济领域也需要转型。无疑,煤炭行业过去是、今后也仍将是库兹巴斯的经济支柱。
  • 本期文章
    A·雅科夫列夫,Л·弗林克曼,С·马卡罗夫,В·波戈达耶夫
    俄罗斯研究.
    国际经验表明,地区发展可以成为大国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在俄罗斯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转型的背景下,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的研究团队对鞑靼斯坦共和国的发展管理模式进行了分析。从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起,鞑靼斯坦共和国的发展管理模式,在俄罗斯就被视为实践典范。当前在鞑靼斯坦共和国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投资环境,与俄罗斯其他地区相比,其突出特点在于,地方政府的政策可预见度高,且能够为地区重点项目的投资者提供切实保障,地区商业支出与投资风险低。鞑靼斯坦共和国主要精英群体在利益方面相互协调,在地区发展重点与实现路径上具备共识,这在过去是而且也将持续是鞑靼斯坦共和国发展的重要优势。鞑靼斯坦共和国能否建立起在亚洲国家成功运作的追赶型发展模式,这将取决于当地精英能否找到应对近期地区新挑战的共识性对策,同时也取决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地区政策架构。封闭性的固定资产所有制结构,以及劳动报酬水平落后,是鞑靼斯坦共和国面临的主要发展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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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艳晓
    俄罗斯研究.
  • 本期文章
    于滨
    俄罗斯研究.
    西方近年来关于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是否已“终结”的辩论,无论在理论和政策层面都存在着相当的盲点和误区。将中俄两国定义为该秩序的“修正主义”大国不仅是匪夷所思,而且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这一秩序的早期阶段与冷战的两极体系是一个共生(symbiotic)建构,它不仅在国际层面制约了美国力量的滥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改进或克服了美国国内制度的弊端(种族隔离等)。在冷战后期,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对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也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冷战以后,中俄对“自由国际秩序”在不同的政策领域采取了不同的对接方式,也导致了不同的结果:中国的长期稳定崛起,以及俄罗斯与西方日益走向对抗。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所谓“自由国际秩序”损害最大的,恰恰是处于巅峰状态、对外扩张无度的西方本身。对中俄来说,“自由国际秩序”的困境,需要国际社会集体努力来修复。在没有全球性危机的情况下,如果把“婴儿”(自由国际秩序)和“洗澡水”一起倒掉,那么无人会从中获益。而这恰恰是我行我素的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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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志华 余伟民
    俄罗斯研究.
    二战后期美苏主导下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为战后形成美苏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历史机遇。雅尔塔体系的基础是大国利益的重合与战略协调,但美苏之间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质性致使双方的战略互疑不断升级,导致美国重返欧洲与苏联形成对抗。在斯大林采取移植苏联体制和激活“世界革命”机制的背景下,亚洲“中间地带”的革命“溢出”了雅尔塔体系,一个并非事先“计划”的区域性政治变动将美苏引向全面冷战。当前中国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与战后苏联已有很大区别,中美两国完全有可能也应该建立起合作互利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避免走向新的“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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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哲元
    俄罗斯研究.
    英俄中亚“大博弈”在持续时间、竞争烈度和过程的复杂曲折性上,都要远远超过这两个国家同一时期在亚洲其他区域的博弈。从1864年俄国对中亚河中地区大举展开征服战争,到1895年英俄签订划分帕米尔势力范围协定,这场博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博弈的开始(1864-1873年)、博弈的高潮(1874-1885年)和博弈的落幕(1886-1895年)。英俄中亚“大博弈”的实质,是作为海上霸权国的英国与作为欧亚大陆枢纽地带强国的俄罗斯,为竞逐亚洲霸权而展开的地缘政治斗争。它们在亚洲的权势对它们在欧洲的权势以及它们的全球地位和国运兴衰,都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英俄两国既不乏明智之举,也实施了不少激进的政策,留给了后世大国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正在中亚地区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而言,这些经验和教训更需要予以重视。反思历史,对照当代,中国在中亚事务上坚持既定政策的同时,还须对“国家威望”问题、“间接路线”问题与“帝国坟墓”问题保持全面和客观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