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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 第259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26-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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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飞
    俄罗斯研究. 2026, 259(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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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国际体系秩序与全球治理格局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与多边合作两种趋势激烈碰撞,世界在深度融合与碎片化加剧的撕裂中前行。这一变局伴随着三场不同形态的“战争”。俄乌冲突已演变为撕裂全球共识的系统性冲突。2026年爆发的美以战争造成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能源供应中断,并进一步演变为冲击全球通胀与经济增长的系统性危机。美国以“对等关税”为名发动的全球贸易战,则重创多边贸易体系,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面对全球性挑战,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作为系统性应对方案:以全球发展倡议破解发展赤字,以全球安全倡议应对安全困境,以全球文明倡议促进文明互鉴,以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包容的“多极共治”转型,为变局中的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与公共产品。

  • 孙壮志
    俄罗斯研究. 2026, 259(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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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是全球能源大国,在中东地区拥有传统影响力,奉行平衡、务实的政策,与伊朗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中东战事的爆发,既给因俄乌冲突受到美国和西方制裁的俄罗斯带来摆脱困境的机会,也使其面临严峻的现实挑战。在此背景下,俄罗斯一方面谴责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另一方面主动寻求与美国进行高层对话,争取对自身石油出口制裁的豁免,实现外交上的重大突破。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对俄罗斯经济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能源出口收入的增加。在外交层面,俄罗斯也可能借机发挥独特作用。长期来看,由于这场战事的前景仍不明朗,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有可能被进一步压缩,其能源地位受到动摇,内外环境或更趋恶化,国内通胀进一步加剧。因此,俄罗斯首先需要利用中东战事引发的国际安全危机,促成俄乌冲突的局势朝着对俄罗斯有利的方向发展。其次是强化与金砖伙伴和全球南方国家的战略互动。再次是采取务实举措,巩固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特殊地位。
  • 李中海
    俄罗斯研究. 2026, 259(3):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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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国际经济秩序正经历深刻变化。俄罗斯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分析俄罗斯参与国际经济秩序重构的战略目标、能力基础、行为模式及实际影响可以发现,俄罗斯并非谋求全面推翻现行国际经济秩序,而是以谋求平等伙伴地位为统领,以货币多元化、替代性制度平台建设、战略资源政治化和短期制裁突围为路径,推动构建制度层叠的新秩序。支撑这一战略的,是俄罗斯在经济体量、资源不可替代性、“金砖+”制度容量、金融自主和地缘通道五个领域所具备的不对称能力。俄罗斯的行为已产生实质性影响,但还不足以全面替代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
  • 曾向红
    俄罗斯研究. 2026, 259(3):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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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世界秩序面临失序压力,这种态势正在向中亚等地区传导。行为体之间稳定、可预测的互动模式是国际秩序的核心,可从权力结构、互动规则、主要议题和行为策略四个方面进行分析。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中亚地区出现了权力结构松动、互动规则承压、议题领域多元和外部竞争加剧等变化,虽然给中亚秩序的稳定带来压力,但尚未导致地区秩序失控。俄罗斯在中亚的优势地位有所削弱,但仍保有在关键领域的影响。域外行为体虽更加活跃地参与中亚事务,但主要集中于经贸、矿产、能源等具体领域。与此同时,中亚五国持续推进多元平衡外交和区域协调,避免被卷入阵营对抗。总体而言,中亚地区长期形成的“无声协调”与“错位竞争”模式仍在延续。当前中亚秩序的基本状态可概括为“承压中的延续”。至于中亚秩序能否长期保持稳定,既取决于外部竞争能否继续限制在可调适的范围内,也有赖于中亚国家维持多元平衡的能力。
  • 田德文, 郭莎莎
    俄罗斯研究. 2026, 259(3):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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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三个外高加索国家的对欧关系呈现出既未完成制度融合、又难以摆脱欧盟规范与市场牵引的结构性状态,可将其描述为“悬置型欧洲化”,其内涵包括政治绑定性、经济依附性和战略工具性三个维度。基于地缘政治经济学视角,建构“宏观整合失序-中观大国博弈-微观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可以提出,苏联解体后外高加索地区经济空间的碎片化与替代性整合机制不足,使该地区出现制度真空;多元外部力量竞争性介入与相互牵制进一步强化了三国的对俄离心趋势;治理能力、认同结构和资源禀赋差异限定了外高加索三国的政策选择空间。这三重机制的共同作用使三国的欧洲化悬置状态逐渐固化为具有自我再生产能力的稳态结构。比较研究表明,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分别呈“被动悬置”、“策略性悬置”和“主动悬置”形态,外部结构约束决定悬置的共同特征,国内能动逻辑塑造悬置的形态差异。破解悬置困局需要外高加索国家立足本国发展条件突破单一地缘依附,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与多边国际合作体系,借助“一带一路”等平台拓展多元均衡国际合作,在开放合作中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该分析框架也可以为理解西巴尔干地区欧洲化困境及“全球南方”国家融入世界体系提供理论参考。
  • 宋黎磊, 万志高
    俄罗斯研究. 2026, 259(3):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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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东欧地区的关键中等强国,波兰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展现出的政策能动性,挑战了欧盟传统大国主导的安全决策模式。通过梳理波兰东方政策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出,波兰逐渐形成了以安全输出为核心的战略定位。波兰通过推动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强化北约在欧洲安全中的支柱地位,在乌克兰危机中采取对抗性政策,实现了从欧盟安全政策消费者到议程生产者的角色跃迁。在这一过程中,波兰不仅成功地将国家安全议程嵌入欧盟的对外政策,还重塑了欧盟东部政策的地缘重心,并阻碍了欧盟与俄罗斯构建欧洲安全架构的可能性。这一角色跃迁既源于冷战结束后波兰综合国力的提升与战略文化的复兴,也展现了关键中等强国在危机中的议程设置能力,同时暴露出欧盟决策机制中成员国偏好竞争的内在张力。研究波兰在欧盟安全决策中的角色跃迁,为理解以波兰为代表的关键中等强国在国际组织中发挥制度性杠杆作用提供了新案例,对修正欧洲外交政策的“大国中心论”及理解欧盟多层治理中的次区域行为体的作为具有理论意义。
  • 伍雨荷, 费海汀
    俄罗斯研究. 2026, 259(3):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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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科学院体系下的海外问题研究,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中一条较少受到系统考察的学术发展路径。围绕观念、制度与实践三条分析轴线,可以对这一路径的知识根基、组织演变与知识生产过程进行整体性考察。在观念层面,海外问题研究的知识传统扎根于东方学与经济地理学两大学科,并沿着以对象界定领域、以方法统合领域两条路径展开。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外战略的系统性转向,将这一研究领域重新推向国家知识体系的核心地带。在制度层面,科学院区域国别研究机构群体相继建立,创设路径主要包括:承旧复设,孵化独立,应需创设。由此,一个以“问题-区域”为轴心的分工格局逐渐形成,研究机构通过规划承接、内参呈报和人员流转渠道,深度参与国家决策。在实践层面,知识生产受到信息准入和知识转化的双重约束与筛选,研究机构据此发展出替代性信息获取策略与分层化的产出结构。整体而言,上述经验集中体现了建制化与学科化不对称发展所引发的持久张力:高度发达的组织建制,带来了资源集聚与快速响应能力;方法共识、学科认同的长期缺位,则使整个体系对外部指令形成了结构性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