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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第254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25-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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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孙壮志, 王晓泉, 邓浩, 张家栋, 佘纲正, 刘雨薇
    俄罗斯研究. 2025, 254(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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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时代、新形势下,上海合作组织正在经历战略转型与机制创新,积极调整自己的发展路径。上合组织从最初以安全合作为核心的区域性机制,逐步演变为涵盖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多领域的综合性国际组织。在“上海精神”指导下,组织不断推动构建地区命运共同体,强化多边合作与战略对接,积极应对扩员后的挑战。未来,上合组织需在效率提升、共识建构与制度创新之间寻求平衡,更好地服务成员国共同利益,推动区域治理体系变革,为全球治理提供“上合方案”。
  • 许涛
    俄罗斯研究. 2025, 254(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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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开始,中亚五国开启了构建独立民族国家的历史。至今,这一进程已经持续了34年。在这个并不算漫长的时段里,中亚各国均选择了适合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建立起集中高效的总统制政权体制,在原苏联经济体统断裂的废墟上重构了基本完整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并以多元平衡外交政策与国际社会保持了良性的互动关系。由于中亚地区与当今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和诸多热点地区相邻的特殊地缘位置,周边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均或多或少地对五国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产生特定影响。随着中亚各国独立后政治、经济、安全能力建设的不断完善,路径选择和发展模式受制于外力影响的程度也在逐渐减弱。尤其在近几年里,国际格局的重大改变正在撬动中亚国家所在的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这些变化一方面促使中亚国家加速补齐制度和政策层面的短板,提升应对各种不确定性风险的整体能力;另一方面,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出现的前所未有的调整,也为中亚国家产生战略自主的冲动提供了条件,尤其是当大国间对抗与冲突在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升级时,作为传统意义上中间地带的中亚地区正成为各大战略力量争取的目标。而中亚国家内部加快实现社会转型和修复各国间睦邻关系,也使得这种自信达到了独立以来的最高程度。这是中亚五国独立后出现的重大地区变量之一,其影响也将是深刻而复杂的。


  • 许昌志
    俄罗斯研究. 2025, 254(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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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难以直接套用大国与周边中小国家关系的分析范式,需要放到双方交往近500年的背景之下,从历史、民族、文明的维度深入探究。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变”,源于国际形势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百年变局与地区格局复杂联动的战略背景;“不变”则是因为影响中亚地区全局、决定形势发展方向的主要矛盾仍是大国地缘博弈与地区国家自主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仍是以俄罗斯为主的域外大国,矛盾斗争转化的烈度远未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历史上俄罗斯曾经历三次“崛起-衰败”的往复,至今尚未找到适应内外形势、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模式,但凭借战略韧性仍将逆境苦撑,强调独特的“文明体国家”定位,选择一条世界潮流之外的“俄罗斯之路”。在俄乌冲突背景下,中亚地区出现第三轮“去俄罗斯化”浪潮,但这并不意味着中亚国家开始反俄乃至亲美,而是继续奉行多元、平衡、务实、进取的外交方针。当前俄罗斯着眼“后俄乌冲突时期”,注重发挥地缘、安全、文化等领域的独特优势,试图强化对中亚国家的影响,但难以从根本上逆转战略主导地位继续缓慢下降的历史趋势。


  • 周明, 林宇晴
    俄罗斯研究. 2025, 254(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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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亚地区C5+1”多边合作机制盛行。然而,对于各国在“C5+1”机制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合作结构及中亚各国的不同态度,既有研究尚存在一定不足。通过引入“偏正式”、“维系式”、“共生式”概念,本文尝试对“C5+1”合作的深层特点与中亚国家在合作中的能动性形成新的认知。通过互动,美国、俄罗斯、中国等在中亚地区形成了不同类型的“C5+1”多边合作机制。美国偏正式“C5+1”机制基于实力差异,强调“正”位的主导性和谐;俄罗斯维系式“C5+1”机制凭借相互依赖和霸权克制强化既有联系;中国共生式“C5+1”机制中,各主体的平等参与促进了和谐共生。乌克兰危机以来,中亚各国对不同类型“C5+1”机制的态度不一。当前,大国博弈的激烈程度、大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以及是否关注中亚国家诉求等因素影响了三种“C5+1”机制类型的发展。如何有效优化“偏正式”、“维系式”、“共生式”合作结构,已成为亟待深入探讨的议题。
  • 陶源
    俄罗斯研究. 2025, 254(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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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列宁学校是由共产国际创办的高级干部培训学校,其中的中国部于1928年成立。本文从国际列宁学校的筹备、创办、领导沿革、课程设置等方面对该校的总体特征进行了探究,并进而研究了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的创建问题。总体来看,国际列宁学校中国部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留下了一些历史经验,其中包括: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开展干部教育的重要条件;理论联系实际是干部教育的基本准则;教学相长是理论教育的重要手段;党的干部教育应注意和周边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列宁学校中国部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干部教育留下了较为丰富的思想财富,培养了一批党和新中国的教育干部。
  • 孙会修
    俄罗斯研究. 2025, 254(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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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30年代,苏联远东地区为解决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建设所需劳动力问题,一度对华人采取友好政策,让其享有充分的受教育权。根据苏联扫盲和普及小学教育的要求,远东政府举办扫盲班、夜校等,在全区建立众多华人小学,并推动职业教育和党校教育,意图达到利用华人建设远东和改造华人思想相偕并进的效果。然而,过高的目标与有限的资源导致华人教育的统计数字与实际情况差距巨大,大部分“成绩”仅停留在纸面上,华人学习所需要的师资、场地、教材等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受大民族主义思想影响,远东政府对华人的猜忌和敌视情绪挥之不去。为解燃眉之急提出的华人教育问题,很快被远东政府视为累赘,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发动的华人华侨教育运动以失败收场。20世纪30年代远东华人教育工作的历程,透露出苏联开发远东和民族国家整合的困境。
  • 李杰
    俄罗斯研究. 2025, 254(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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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活跃于苏联远东地区的中国剧院,作为革命与政治宣传的重要平台,在苏联文化体制的支持下,逐步构建起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导向的宣传机制。本文在梳理其发展历程、制度嵌入方式与政治功能转型的基础上,聚焦其是如何通过剧目创作与剧本批评构建并进行“革命叙事”的传播的。文章以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等地的档案资料与《工人之路》报刊为核心史料,选取《死里逃生》《满洲农民》等代表性剧目及相关评论文本,分析剧院如何借助舞台实践与评论机制宣传并强化革命理念。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探讨远东中国剧院的跨境传播职能和影响。研究表明,远东中国剧院在党政宣传机构与剧目管理机制的联动下,构建起以政治导向为核心的剧场传播体系;其通过典型情节设计与评论话语引导,将阶级斗争与民族解放理念转化为具象的政治情感,使工人观众在接受文艺作品的过程中逐步完成对革命立场的认同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