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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第212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18-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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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研究. 2018, 212(4): 6-29.
俄罗斯经济有明显的非优性特征，突出表现在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性、产业布局的不协调性和产业结构低端化的超稳定性。经济非优性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地理因素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俄罗斯疆域辽阔，各地经济地理第一天性差异巨大，突出表现在“极北地区”气候条件严酷，生活和生产成本高于其他地区；地区间相距遥远，交通运输成本高，不利于产业发展；地区间自然资源和人口配置错位，造成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历史所形成的产业和城市布局等第二天性制约着今天经济的协调发展，表现在多数城市的规模相对较小，难以成为驱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布局分散，无法发挥出集聚效应。俄罗斯政府近年来采取了诸如建立经济特区、超前经济发展区和自由港等措施，意在构建新的地区经济增长极，这些措施的实施及效果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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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研究. 2018, 212(4): 30-61.苏联时期是整个俄罗斯北方海航道开发历史中最具系统性和成果最丰硕的篇章。苏联于二战前积极开展北方海航道试航考察，成立了北方海上航路总局并完成了航道一个通航期内的全线航行。苏德战争期间，盟国运输船只通过北极航线将租借物资运至苏联战场。战后，苏联致力于破冰船和港口建设、航道水文地理探测技术和浮冰站建造的发展，还依据历史性权利和直线基线提出对北方海航道全线的管辖权主张，并提出向其他国家开放商业航行。北方海航道开发中的“苏联模式”，是苏联时期航道开发取得诸多成就的关键原因，但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如航道的国际化长期受到制约，沿线的社会经济发展十分不充分，北极海域环境污染严重等。但尽管如此，苏联时期的北方海航道开发仍为今天的“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创造了基本的雏形，奠定了当今俄罗斯在北极航运事务上的竞争优势和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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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研究. 2018, 212(4): 61-94.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是俄罗斯国内外政治经济要素互动的结果。从历史脉络来看，沙皇俄国和苏联对远东西伯利亚的开发受到了当时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而开发的结果又对俄国和苏联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带来了改变。新世纪初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国家对外政策优先次序变化等，均对远东西伯利亚开发产生影响。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2012年）以来，将远东开发作为国家战略的优先方向，并将远东开发的区域经济政策与转向亚洲的国家战略结合起来，强调国家经济发展与国家对外政策的互动。在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框架下，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抛弃“殖民思维”，远东西伯利亚也在俄罗斯的认知中由“边疆”转变为核心利益。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已经是俄罗斯社会的共识，但远东开发的目标是什么、远东开发的利益如何分配、远东开发成果如何才能最大化惠及俄罗斯民众等问题，仍然存在争议。远东开发虽然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战略选择，但其整个过程却受制于所处的外部环境，包括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俄罗斯与大国的关系，特别是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关系。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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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研究. 2018, 212(4): 95-103.
白俄罗斯与中国分属欧亚两洲，两国在地缘、历史、文化、政治等诸多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但如今的白俄罗斯是中国在欧洲国家中关系最亲密的国家。白俄罗斯和中国命运与共，一路前行。这一判断，不仅仅基于两国在历史、政治、经济、人文等领域的融通与合作，更主要的是源于两国之间的坦诚相待、相互信任。白中关系的命运与两国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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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研究. 2018, 212(4): 104-143.民族文化认同意味着个体或集体对民族起源、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等的认可、接纳和支持，并由此产生的依附感、归属感和忠诚感。白俄罗斯地处东、西方文明交汇处，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与多变的历史命运，始终影响着白俄罗斯民族的自我认知。苏联解体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新构建，成为白俄罗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民族语言的萧条、文化符号的多元、历史叙事的冗杂，以及他者文化的渗透，都使得白俄罗斯民族文化认同在短时期内仍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如何就语言政策进行调整，如何构建新的历史叙事和文化符号体系，如何应对“俄罗斯世界”的文化冲击——将从很大程度上决定并影响白俄罗斯民族的自我身份定位与下一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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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研究. 2018, 212(4): 144-162.
白俄罗斯地处欧洲东部，东邻俄罗斯，西靠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南接乌克兰。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政治和经济利益，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结为同盟国家，长期奉行亲俄路线。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白俄罗斯审时度势，积极调整对外政策，努力改善国际处境，开始注重多边外交发展。鉴于与俄罗斯的全面经济合作和深厚传统关系，白俄罗斯外交仍将以俄罗斯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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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研究. 2018, 212(4): 163-196.英俄中亚“大博弈”在持续时间、竞争烈度和过程的复杂曲折性上，都要远远超过这两个国家同一时期在亚洲其他区域的博弈。从1864年俄国对中亚河中地区大举展开征服战争，到1895年英俄签订划分帕米尔势力范围协定，这场博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博弈的开始（1864-1873年）、博弈的高潮（1874-1885年）和博弈的落幕（1886-1895年）。英俄中亚“大博弈”的实质，是作为海上霸权国的英国与作为欧亚大陆枢纽地带强国的俄罗斯，为竞逐亚洲霸权而展开的地缘政治斗争。它们在亚洲的权势对它们在欧洲的权势以及它们的全球地位和国运兴衰，都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英俄两国既不乏明智之举，也实施了不少激进的政策，留给了后世大国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正在中亚地区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国而言，这些经验和教训更需要予以重视。反思历史，对照当代，中国在中亚事务上坚持既定政策的同时，还须对“国家威望”问题、“间接路线”问题与“帝国坟墓”问题保持全面和客观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