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 第205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17-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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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第七届杜马选举看当代俄罗斯政党政治

  官晓萌

  俄罗斯研究. 2017, 205(3):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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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京第三任期以来，俄罗斯进行了一系列与政党和选举相关的立法改革。与普京一、二任期的政党制度相比，新的法律法规确实体现了一定的宽松性，俄政坛上涌现出了一大批新的政党。综合分析第七届杜马选举的背景和过程，可以看出，新法规也起到了为政权党提供制度性保障的功用。强大的制度保障和稳定的政权党相互作用,使俄罗斯政治格局中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循环：以制度保障选举胜利，以选举胜利保障立法权，以立法权寻求更有利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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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的现实经济困境及深层原因探讨

  李洋

  俄罗斯研究. 2017, 205(3): 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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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特别是2014年以后俄罗斯经济的低迷，分别有其短期和长期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石油依赖、财政货币政策和生产要素的结构性问题。这些内部因素连同外部挑战交织在一起，使俄罗斯经济摆脱危机困难重重，而结构性改革的停滞又反过来强化了原有的模式。仔细分析俄罗斯经济现在的运行机制及其低迷的深层原因，才能找到摆脱当前困境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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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转向东方”战略评析 ——动机、愿景与挑战

  马博

  俄罗斯研究. 2017, 205(3): 4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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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向东方”是当前俄罗斯整体外交战略中重要的一环。在俄国内，围绕着“转向东方”，存在着优先发展能源出口产业和吸引投资两种不同的政策主张。“乌克兰危机”之后，俄政府开始加速实施这一战略。“转向东方”承载了普京政府发展能源经济、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缩小俄东西部差距以及维持“亚太国家”身份四重战略目标。但在实施过程中，受到经济结构单一、亚太地区原有的地缘政治博弈和俄本身的“重欧轻亚”文化认同因素的制约，尚未达成预期效果。中国的经济体量和区域影响力使其成为该战略最为重要的目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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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前俄国石油工业中外资垄断集团及其影响

  邓沛勇

  俄罗斯研究. 2017, 205(3): 7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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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下半叶起，俄国石油工业迅速发展。因石油工业利润巨大、世界市场石油需求量大增和俄国企业主资金有限，外国资本开始涉足俄国石油工业。外国资本主要通过对俄直接投资和购买当地石油公司有价证券的方式，来染指巴库石油工业。俄国石油工业中最重要的外资集团有：诺贝尔兄弟集团、里海—黑海石油工商业公司和英荷壳牌石油公司。三大外资石油公司垄断了俄国石油开采和贸易，对俄石油工业的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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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亚五国经济和金融发展情况的比较研究（2009-2016年）

  张栋 董莉 郑红媛

  俄罗斯研究. 2017, 205(3): 102-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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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以来，中亚五国受内外部多重因素叠加影响，货币贬值，汇率剧烈波动，通胀加剧，经济增长放缓。各国金融市场化程度不均衡，贷款利率高。各国外汇储备差异大，吉、塔负债率较高存在偿债风险；哈、吉和塔经济美元化程度高。2017年，预计在美、欧、新兴经济体经济逐渐复苏的情况下，各国经济增长可能逐渐向好。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与各国的经济金融合作中，需注意各国仍存在通胀加剧和货币贬值压力，吉、塔有偿债风险，塔还存在流动性风险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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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承”还是“决裂”？ —“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兹别克斯坦外交政策调整

  焦一强

  俄罗斯研究. 2017, 205(3): 10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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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9月2日，连续执政27年的乌兹别克斯坦铁腕总统卡里莫夫因病突然辞世，引发国际社会对“后卡里莫夫时代”乌国家走向及对外政策的格外关注。既要“继承”首任总统卡里莫夫的外交遗产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执政的合法性，又要调整卡里莫夫的“自守、自主”外交，以重塑乌“开放”形象，来为国家谋求新的发展机遇和出路。在“变”与“不变”的张力及挑战下，乌新政府继承了卡里莫夫外交“避免与区域外大国过分亲近及不参与政治军事联盟”的基本原则，同时又奉行积极的中亚地区政策，使乌外交呈现出从恪守原有方针转向推行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的新动向，促使了中亚国家关系“回暖”及地区一体化进程重启。这对中国在中亚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及上合组织深化发展，都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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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尔吉斯斯坦社会运动中的政治暴力：基于案例的比较分析

  张晓慧 肖斌

  俄罗斯研究. 2017, 205(3): 13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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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暴力是社会运动的一种类型，是研究欠发达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视角。虽然学界对欠发达国家的政治暴力研究有一定的基础，但仍有特定地区国家政治暴力的研究未获得足够重视，吉尔吉斯斯坦就是其中之一。政治暴力属于复杂的政治过程，其产生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作为政治暴力发生的外部条件，宏观层面发展较好则有可能避免社会运动中政治暴力发生的机会，反之则会增加政治暴力发生的机会。其次，政治暴力产生离不开中观层面的激进化水平。当政治暴力机会被触发时，除非中观层面的激进化水平也上升，否则很难出现有组织的政治暴力。在微观层面，个人政治参与渠道的畅通对政治暴力产生有直接影响。当个人不信任政府的意见输出渠道被缩小甚至被封闭时，政治暴力就变为公众最容易选择的意见输出渠道。相反，通过有效的制度性反应扩大或疏通意见渠道时，则会降低政治暴力的发生率。